“甲骨第五堂”饶宗颐

　　□林炜璇

　　饶宗颐教授学问遍及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学、宗教学、楚辞学、史学、敦煌学、目录学、古典文学及中国艺术史等多个方面，其中甲骨学是一门在清末始兴的学科，民国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四大研究名家，因每人字号中都有“堂”字，被称为“甲骨四堂”。饶宗颐教授研究甲骨学晚于“四堂”，其成就与贡献并不逊色于“四堂”，又因其号“选堂”，因而学者将之并列称“甲骨五堂”。本文通过梳理甲骨文的出现与“四堂”研究脉络，凸现“第五堂”饶宗颐教授在甲骨学上的贡献和成就，展示“甲骨五堂”各自的风采。

　　一、甲骨文发现与学说之确立

　　1899年，时任清朝国子监祭酒的金石学家王懿荣，因本人通晓医术在鹤年堂抓药时，买到一种叫龙骨的药材，这龙骨上面有些奇怪的刻痕。在自家大宅中，王懿荣左手捧着若干块大小不一的“龙骨”，右手拿着放大镜，正在努力观察上面的符号。忽然，他混浊的双目发出两道精光，这些中药材上面的符号居然很像是一种古文字！这是首次“甲骨文”的灵光乍现。作为一个从青年时代开始，便对金石刻印、文物古籍有着浓厚兴趣和广博研究的专家级人物，王懿荣对“龙骨”上面的图形文字进行研究，并将其断为商代。此后，又凭借自己特殊地位、雄厚财力，通过山东古董商人范维卿大量收购，在短短1年时间内，先后以重金高价搜集到1500多片甲骨，由此王懿荣成为甲骨文研究的奠基人。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王懿荣以身殉国。这批龟甲和兽骨的研究尚未开始，所辛勤搜集的上千片甲骨被抛置一边，一度无人问津。1902年10月，王懿荣之子王崇烈变卖家藏文物偿还债务。

　　《老残游记》的作者、清末小说家刘鹗买下了王懿荣收藏的部分甲骨，并通过多种渠道大量收购，先是委托古董商赵执斋奔走齐、鲁、赵、魏之郊购得3000多片；后又从好友方药雨处购得范姓所藏的300多片；他还派三儿子刘大绅到河南收购得1000多片；数年之间，前后加起来总共收藏甲骨5000多片，成为早期出土甲骨的著名收藏家，对甲骨资料的保存和集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03年刘鹗写了第一部甲骨著录书——《铁云藏龟》，第一个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还在序里识辨了40多个字，第一次将殷墟甲骨公之于世，对甲骨的研究起到了开创性作用。

　　1904年，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对刘鹗的《铁云藏龟》进行了专门研究，考释其形义，用分类法把甲骨文字的内容作了区分，并对大部分单字逐个辨析，考释了185个字，写出《契文举例》二卷，成为研究甲骨文字学开山之祖，为甲骨文研究开辟了道路。

　　甲骨文的发现，不仅标志着中国有了将近四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而且为研究商朝历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随着1928年至1937年，河南安阳殷墟的大规模发掘，更多刻字甲骨片问世，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都以收藏有中国的甲骨文为荣，甲骨学已成为国际上一门新兴学科。

　　二、“甲骨四堂”光芒耀世

　　甲骨学的大门一下子被孙诒让撞开，中国远古史学术宝藏被开启，学者们前呼后拥地扑入甲骨文无边的学海中发掘钩沉，并掀起阵阵高潮。这些人中，以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四人成就最高，被著名学者陈子展概括为“甲骨四堂”并受到认可。

　　（一）罗雪堂考释甲骨文

　　罗振玉字叔蕴，号雪堂，出生于1866年，是浙江上虞人。自幼研读古籍，对文物古董造诣很深的罗振玉和刘鹗是好朋友，两家住得很近，罗振玉的女儿嫁给了刘鹗的儿子刘季英，有儿女姻亲关系。1902年，罗振玉第一次在刘家看到甲骨文字的墨拓本，认识了甲骨文字，引起了强烈兴趣。之后刘曾赠送了一批甲骨给罗，罗从其中精挑细选后印成一部书《铁云藏龟之余》。在任学部参事官期间，罗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广为收集古物，并着手调查甲骨的真正出土地，最终发现“武乙之都”应有大量甲骨埋藏于地下。1914年，罗振玉将多年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了《殷墟书契考释》，从而使学界对甲骨文的认识进入考释时期。他“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穷其蕃变，渐得指归”。相对于孙诒让的相互比较，用了更简捷的逆推法，将甲骨文中的人名与《史记·殷本纪》中商王名相比较，发现其大部分相同；在考释文字的基础上注意了对整条甲骨文卜辞的通读，给后来考释古文字者很大的启迪。

　　（二）王观堂将甲骨学演进到史学

　　浙江海宁人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出生于1877年。王国维自幼聪明绝顶，很早就中了秀才，但由于对俗套的“八股文”非常厌恶，两次乡试不中后就直接放弃科考转为教书。1898年，在罗振玉等人创办的东文学社半工半读，受业于藤田丰八等，因为学业出众、尤爱金石史学而渐为罗所知，引为弟子。后在罗的推荐下，被溥仪破例任命为大清“南书房行走”。不管是学术上还是生活中，王国维都受到罗振玉很大的影响，曾随同罗游学东瀛，后来又与罗结为姻亲，与刘鹗的儿子刘季英友情深厚。

　　1917年，王国维登上甲骨学研究的高峰，撰写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徵文》以及《古史新证》等著作。他运用地下的材料（考古）与纸上的材料（文献）相互印证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相，这种考证方法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两者有机结合，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被公认为一种科学的学术正流。他利用“二重证据法”，用卜辞补正了原来纸质书本记载的错误，进一步对殷周时期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讨，得出崭新的结论。郭沫若曾赞颂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

　　（三）董彦堂创立甲骨断代学

　　朴实勤谨的董作宾是河南南阳人，字彦堂，1895年出生。29岁前，他的学业大半是以半工半读方式完成的。1923年，经人介绍到北京大学抄写讲义，因工作勤奋，为冯友兰、徐旭生、顾颉刚等教授所器重，特许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并开始了甲骨文的学习研究。

　　1928年4月，他被安排到洛阳石经及安阳殷墟负责调查甲骨出土情形，其调查报告得到北京大学高层重视，当年秋天即被安排到小屯遗址主持试掘工作。从此，董作宾的名字便与殷墟考古和甲骨文字的研究连在了一起。从1928年至1937年小屯遗址共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他参加了前7次和第9次发掘，奠定了我国田野考古学的基础。小屯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有字甲骨和无字器物，其中最重要的是1929年12月12日发掘的“大龟四版”，这个发现轰动了中国学术界。后来，他将其发掘的甲骨文凡13047片著录于《殷墟文字甲编》和《殷墟文字乙编》之中，成为后来者研究甲骨的重要依据典籍。他还是个书法家，在研究中特别重视对甲骨的描摹，其甲骨书法为世界许多名家所收藏。而他对甲骨学最大的贡献则是创立了甲骨断代学。1933年，他发表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这是一部公认的中国甲骨文史上划时代的名著。1945年，出版了他历时15年对甲骨文中日、旬、月、年进行记录、整理、研究的成果——《殷历谱》，这是一部对殷代历谱作了全面整理的浩繁著作，“使中国历史向上增益300年”（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语）。中国田野考古学第一人李济博士称《殷历谱》“为甲骨学开拓了一个新天地”，“是学术界一件伟大的创举”。

　　（四）郭鼎堂将甲骨学推入综合论史时代

　　郭沫若，字鼎堂，出生于1892年，四川乐山县人。1928年6月，郭沫若在日本东京的书店拿到了罗振玉所著《殷墟书契考释》，震撼之下开启了他的甲骨文研究生涯。他几乎访遍日本所有的收藏者，在掌握了大量实物资料以后，于1929年完成自己的第一本甲骨著作《甲骨文字研究》。此前他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曾经收录了一篇《卜辞中之古代社会》，这篇文章应是他对甲骨学研究小试牛刀的开始。几经周折，他的另一部著作《卜辞通纂》也在1933年问世。该书分为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等8部分，共选甲骨800片；书后附录了包括中央研究院藏大龟四版、《新获卜辞》拓片、何遂藏甲骨拓片、日本收藏的部分甲骨等珍贵资料。全书所选均为甲骨精粹，为后学者研习卜辞提供了很大便利，该书的出版标志着甲骨文研究进入综合论史时代。1959年8月，时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来到向往已久的甲骨文出土地——安阳殷墟，为晚年主编大型甲骨文汇编《甲骨文合集》奠定了基础。《甲骨文合集》共13册，从1979年10月起由中华书局出版，到1983年1月全部出齐，共收入甲骨41956片，被誉为新中国古籍整理的最大成就。

　　三、甲骨“第五堂”

　　饶宗颐于1917年出生，比“甲骨四堂”都晚，而且生在远离政治中心的“省尾国角”潮州，没有上过大学、高中，最高学历是读了初中一年级，与上述之“甲骨四堂”动辄北京大学的辉煌学业相去甚远。据饶宗颐教授本人介绍，自己之所以成才全凭“家学”。

　　早在清朝年间饶氏先祖就从梅州迁移到潮州府城来做小生意，繁衍近百年后，饶氏已成潮州富商。饶宗颐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开有四家钱庄，是潮州首富。因为家人很会做生意，积攒了大量的钱财，这样的家境似乎可能造就出一个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儿，但命里注定饶宗颐要成为一个学者。儿时的饶宗颐十分孤独，两岁时母亲就去世了，自此跟祖母住在一起。治清朝朴学的父亲从小训练他写诗、填词，写骈文、散文，书法画画，教授目录学；探讨儒、释、道，以及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饶宗颐这个名字是父亲取的，寄托了老先生希望儿子长大后能效法北宋大儒周敦颐在学术上造就一番事业的殷切期望。

　　因为家中藏书丰富，环境宽松自由，无拘无束的饶宗颐从小就养成了独特的学习习惯和方法，15岁以前已经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饶宗颐教授曾很自豪地说：“‘家学渊源’意味着家里有许多藏书，有世代相传的学问，这其实是一个人的学问系统，如果可以在长辈已有的学问系统上加以扩张和提升，国学功底会更扎实。”正是这家学传承为饶宗颐打下深厚的国学功底，让他日后在甲骨学研究中旁征博引、开疆拓土，震撼世人。

　　受父亲影响，饶宗颐阅读了大量清儒著作，十分重视清代朴学“积微”的传统，对古代典籍和清人的考据成果烂熟于胸。他曾经说清儒中有两个人对他的影响最大，一是顾炎武，让他“肯走路”；另一个就是经学大师孙诒让。饶宗颐对孙诒让的著作诸如《周礼正义》《周礼政要》《礼簃》《温州经籍志》等非常熟悉，称孙“是自己学问一个最早也是最久的指路人”。16岁时，饶宗颐继承父亲遗志，续编在潮州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大型文集《潮州艺文志》，一举成名。该书在编辑体例上就效法了孙诒让的《温州经籍志》，掇录序跋，间著考证，清晰且科学，可见作者深厚的目录学功力。饶宗颐研治甲骨文，动机也是来自孙诒让那部《契文举例》。孙诒让学问很深，但他当时没有甲骨文的工具，所以饶宗颐想更进一层，通过甲骨文去发现殷礼的真实存在与真实意义。饶宗颐教授认为，不了解甲骨文，就没有资格谈古史，特别是先秦以前的东西。于是从1934年在顾颉刚主持的《禹贡半月刊》和《责善半月刊》发表文章开始，饶宗颐教授注重运用甲骨学的前沿成果佐证自己的观点，用甲骨文正史。

　　早年，饶宗颐曾追慕王国维，欣赏他的治学规模与识见，学习他开阔轩昂的治学格局。“只有这样才使学问做得圆融、有通识，才能开拓学术之区，补前修之未逮。”在研究甲骨学时，饶宗颐教授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将有字的考古资料、没字的考古资料和史书上之材料相互印证，以获得最为可靠的史学研究证据。饶宗颐教授曾自引日本学界之说“20世纪上半叶的人物是‘观堂’，下半叶是我的‘选堂’”。又将自己和王作比较：“为学贵精不贵多，观堂以精取胜，而选堂以多取胜，论学术境界，自有上下之别。”可惜才高八斗的王国维到50岁就自杀了，留给世人的甲骨论著寥寥无几，确实没法与百岁高寿，且著作等身的饶宗颐教授相比。

　　虽然起步较晚，但是起点高，方法新，因而饶宗颐教授一出手就高屋建瓴地超过了当时的同好学者。1949年饶宗颐教授赴港定居，此前其发表的甲骨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甲骨文释读、考证和古史地研究上，有《商即汤说》（1937年）、《殷困民国考》（1941年）等文章。其中《殷困民国考》对甲骨前辈名家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研究成果提出不同观点，又继承发展了前辈的学术成果，证明了“困民国”古民族的存在。这篇文章是饶宗颐教授运用甲骨学研究甲骨文、历史地理的典范之作。

　　有学者将1949年到1959年称为饶宗颐教授在香港大学的“甲骨文研究黄金十年”，是他动手大规模深入研究甲骨，并卓然成家的十年。这个时期，随着董作宾和大批的甲骨实物转移到台湾，大陆甲骨学发展势态大不如前，而海峡两岸的政治环境也让学术界几乎淡忘了还有大量甲骨散落在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私人手中。在这段时间里，因各种机缘，饶宗颐教授足迹遍及世界高等学府和各大博物馆，利用日本东京、法国巴黎等地的甲骨藏品进行整理研究，把甲骨中所见到的殷代贞人作了专门的整理和考订，并于1959年出版了《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简称《通考》）这部巨著。此书现世即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因其开创以“贞人研究法”为纲，全面整理甲骨卜辞的新体例，将占卜的大事融会贯通，抉发殷周礼制，全面地展现了殷代历史的面貌，而且对全部甲骨刻辞重新校勘，为学术界提供更为科学准确的资料，被称为“甲骨学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1962年，法兰西汉学院将“儒莲汉学奖”颁给了饶宗颐教授，此奖被誉为“西方汉学的诺贝尔奖”。由此，饶宗颐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并称为“甲骨五堂”。

　　20世纪80年代，甲骨学研究再次迎来一个黄金时代。此时身于海峡彼岸的董作宾早于1963年病逝，而被陈珏教授称为“与饶宗颐同样拥有超乎时代的学术敏感”的郭沫若所长也于1978年与世长辞。而“观世如史”的饶教授却再次登上甲骨学的高峰。

　　1982年，饶教授开始筹划主编大型分册资料索引《甲骨文通检》，沈建华女士负责具体编纂。该书共分5册，从1989年出版第一册“先公先人”开始到第五册“田猎”出版，历时10年，饶教授在每册卷首皆撰有长篇前言，以梳理和考证该册之甲骨学问题，并进行专题分析探讨，其中许多内容代表了他的新思考，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指导意义。除此之外，饶宗颐教授还有许多关于甲骨学方面的著述，对于后学者、继承者有着重要的启发。

　　步入21世纪，饶宗颐教授将自己历年对西南地区甲骨学研究应用的成果结集，出版了《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陇蜀部族地理与三星堆、金沙文化》一书，这是饶教授将研究视野投向三星堆出土文化的心血结晶。通过多年的苦心研究和思索，他结合典籍和甲骨资料，从纵横两方面对巴蜀文化和地理进行了新的爬梳，在甲骨文中找寻出数十个殷代巴蜀地区的方国地名。围绕着这一观点，他先后写成数十篇文章，打破了以往视卜辞中之方国多位于北方地区之囿见，为殷商文化地理和巴蜀文化地理的研究开辟了新局面。这一研究是突破性的，为甲骨学研究开拓了一个新领域。

　　一生跨越两个世纪的饶宗颐，学贯中西，甲骨学的论著更是影响深远。他曾说：“当代（20世纪）学术之显学，以甲骨、简帛、敦煌研究者成就最高，收获丰富，影响至为深远，余皆有幸参与其事。”甲骨学排显学第一，为学术重中之重，饶教授以其瘦小的身躯在甲骨学上投下巨人的身影，学术推陈出新，向人们展示了波澜壮阔的远古历史，因而与“甲骨四堂”并登甲骨学术之高峰确实是实至名归，为海内外学人所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