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考古学界为什么改变了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认知

　　申遗成功，一部分来自国际专家到良渚遗址进行的现场评估，现场确认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以及保护的有效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依照：申遗文本。

　　如何赢得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英文名ICOMOS，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委托）专家的心，如何让老外理解中华五千年文明？这是一件有难度的事。

　　2012年，良渚申遗正式启动，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良管委）委托了一位老朋友——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建筑历史研究所负责，名誉所长陈同滨主持，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共同编制良渚申遗文本，历时5年，总页数5330页。

　　从“文明”到“复杂社会”

　　陈同滨是杭州人，也是2000年《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主持人。8年前，西湖申遗本文正是她和团队打造的。

　　如何定义良渚，陈同滨曾经有过纠结。

　　除了“早期国家”，申遗文本中关于良渚古城遗址的价值要素，还有一个关键词：复杂社会。

　　对陈同滨来说，良渚申遗文本的突破口，也跟这个词有关。

　　2017年，国际古迹遗址保护理事会ICOMOS的三位考古专家——Douglas Comer（D.考莫尔）教授、Michael Pearson（M.皮尔森）教授和 Rima Hooja（莉玛·胡贾）博士，正在北京参加红山文化遗址申遗的研讨会。良渚管委会邀请三位专家，来杭州良渚遗址看看。

　　三位专家给陈同滨提了一个建议：不要简单使用“文明”这个词来描述良渚。他们的建议是用“复杂社会”这个词。

　　按照西方物质文明指征，文明有三个标志：城市、金属、文字。这套已经沿用多年，在中国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中国的早期文明未必适用于这种标准。刘斌说，这也是国际学术界对中华文明存在的三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将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而忽视了中华文明形成之前还存在着多个区域文明。第二个误区是将中原文明作为中国早期文明的唯一代表，而以中原文明的形成作为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标志。第三个误区是以青铜器、文字作为判断文明的绝对标准，而将未发现青铜器、未破译文字的文化摒除出文明之列。”

　　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教授认为，除了文字和青铜器，良渚文化在各个方面均已到达文明国家的要求。“良渚文明”成为了个例，它挑战了过去对于国家文明三要素的固有观念。文明的标准，不应成为判断一个文化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生硬公式。

　　其实，估计考古学界早已开始反思，开始摒弃这些早年归纳出来的标准，比如提出了“复杂社会”的概念。这是中国第一个使用“复杂社会”这个概念与国际对话的。

　　在国际语境下讲良渚故事

　　“我们必须从人类文明的高度去解读我们的文化，你要突破自身文化背景的局限性。”

　　“申报世界遗产，讲遗产的价值，核心价值，一定是在国际语境下讲，而不是用中国自己的传统表述方式。”

　　什么是国际语境？就是“必须从人类文明的高度去解读我们的文化，你要突破自身文化背景的局限性。”

　　“要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需要具备一个足够高的视野，借此才能提出一个对全世界都具有突出普遍意义的价值。假如一座中国宫殿，你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这是中国某皇帝登基的地方，所以重要，那一定很难入选，因为这只对中国有意义，对其他国家、对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都没有任何意义。”

　　打动评委的，一定是对世界、对人类的今天和未来都有重要意义的价值。

　　申遗文本中，有这么一句重要的定论：“良渚古城遗址”可填补《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市考古遗址的空缺，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具有世界突出普遍价值”。

　　良渚王国的底气很足。

　　普遍价值的关键点，是5000年。

　　我们已经确证，5000年前，中华文明就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

　　人类社会发展有同步性，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哈拉帕文明都在5000年前进入国家社会。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随葬玉器大墓的发现，才开始探索文明起源。良渚遗址的发现，证明中国在5000年前左右也已经进入到早期国家形态。

　　这就改变了以往国际考古学界对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认知。

　　如今，人们知道良渚文明出现的时期,也正是古埃及、苏美尔、哈拉帕文明开始出现的年代，在距今5000年这一重要时期。

　　良渚古城遗址凭借大量的遗址遗迹，包括高大宫殿台基、完整的城墙遗址、古老而庞大的水利工程，以及数以千计象征权力与信仰的精美玉器，就足以让人相信，5000年前，良渚王国社会发展程度，已完全可与其他世界古老文明比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