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禁食鲤鱼 原来不是避讳是避凶

　　吾友孙雅彬君曾发表随笔《唐人不吃鲤鱼?》一文，指出“李、鲤”同音，“食鲤即是食李”，为避讳计，有唐一代禁捕食鲤鱼。孙君所据为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宋人方勺《泊宅编》及正史《旧唐书·玄宗纪上》所载史料：唐玄宗曾两次以政府文件形式下诏“禁断天下采捕鲤鱼”，可见唐人不食鲤鱼非虚妄之言。笔者还曾与孙君戏言，称依此类推，明人岂不连猪肉也不吃了?若是国君姓水，老百姓难道还不喝水了?
 

　　其实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在避讳制度上并非一味冥顽不化，为避免过多扰民，也会有很多变通。如班固《白虎通义·姓氏》中有“五不讳”，其中第一条就是“讳名不讳姓”，因“姓所同也，名不独也”，显然古人认为姓不是某个帝王的专利，无须避讳。即使需要为尊者讳的“名”，在《曲礼》中也有“不讳嫌名”的变通，即相同发音的字可不避讳。郑玄注：“嫌名，谓音声相近，若禹与雨，丘与区也。”陆德明《释文》十一谓：“汉和帝名肇，不改京兆郡;魏武帝名操，陈思王诗云‘脩阪造云日’，是不讳嫌名(操、造古音相近)。”据此，想来李唐统治者不会不了解老祖宗的规定吧，不仅要避姓讳，而且违背了“不讳嫌名”的常识，这也太不近人情了。再则，唐代前后都没有如此的避讳法，如晋朝国姓为司马，但是不见两晋有诸如不准杀马或食马肉的禁令，且在晋朝尚有大司马一职，并不因国姓而有所避讳。
 

　　带着上述疑问，笔者对手头有限的史书进行查阅，发现有唐一代也没有规定百姓不准砍伐“李”树，不准食“李”子的禁令，为何李唐一朝偏偏要为鲤鱼大做文章呢?
 

　　显然这项“不尽人情”的禁令不是从“杀鲤即是杀李”、为尊者讳的角度来颁布的。其实自古以来，鲤与龟、鹿、鹤、麟、龙、凤等动物一样带有吉祥的“光环”，民间有关鲤鱼的灵异传说很多，而恰巧“鲤李”又是同音，所以李唐王朝认为杀灵不祥，便把鲤鱼奉上了圣坛，不让百姓随意亵渎。相似的，《晋书·恭帝纪》称“帝幼时……曾令善射者射马为戏。既而有人云：‘马者国姓，而自杀之，不祥之甚。’帝亦悟，甚悔之。”显然皇帝司马德文也是因射杀马不祥而对射马游戏有所悔恨。
 

　　此外，唐人对鲤鱼的崇敬还体现在舆服制度上。据《旧唐书·舆服志》载：“高祖武德元年九月，改银菟符为银鱼符”，这是唐代佩带鱼符，并把鲤鱼的形状转化为权威象征的开端。武周代唐后，又迅速把鱼符改为龟符，以示新朝与旧朝脱离干系之意，由此可见鱼符若不是鲤鱼形状，武则天也没必要把鱼符换成龟符。《大唐六典》更是从法律上规定了不同材质的鱼符所代表的官员的不同身份，如太子用玉质鱼符，亲王用金质鱼符，一般官员用铜质鱼符，五品以上的官员须佩戴鱼袋。此后许多低级官员按例无权佩戴鱼符，但也以能佩戴一副空鱼袋为荣。
 

　　鱼符不仅是唐代官员身份的标志，也是调动军队的关防，甚至是出入宫禁、开关宫门的凭证。如此重要的物件，为体现它的威仪，唐玄宗“禁断天下采捕鲤鱼”便容易理解了。当然禁令归禁令，老百姓为了生计或口福，捕食鲤鱼还是散见于一些史料中，所以白居易虽有“船头有行灶，炊稻烹红鲤”的白纸黑字的“罪证”，也没见当局以此说事，让大诗人锒铛入狱。
 

　　鱼与肉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稍有头脑的统治者都不会在“夺民生泽”的问题上犯错误。可也有例外。《明实录》和《万历野获编》都记载了那位著名的昏君——明武宗朱厚照的“案例”，他以朱为国姓，且又属猪的荒唐理由，下旨禁止百姓杀猪，其结果是“民间将所畜无大小俱杀以腌藏。至庚辰春祀孔庙，当用豕牲，仪真县学竟以羊代矣。”只是这场闹剧历时不长，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立马奏上一本，理由就是《曲礼》中“不讳嫌名”规定，此时纵是顽劣昏愦如朱厚照也自知理亏，而大明帝国的禁杀猪令也就草草收场了。此时恰值市场猪肉价格高企，为了节省生活成本，不得不“三缄其口”，大嚼蔬类度日。孔子听次韶乐，就称“三月不知肉味”，我等俗人，三日不食肉已觉气虚了，因此不计肉价立马买来炖上一锅大快朵颐，并庆幸自己没有生在正德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