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旅游地理2月3日 如果以毛姆的小说知名度与精彩度排序,《面纱》或许靠后。但它却是中国读者觉得亲切的小说。你很容易根据小说的场景描写,锁定它的地理概念。进而展开对一个毛姆式的中国屏风下的故事的探究。这部小说后来也改编成电影。
小说与电影故事的轮廓大抵相似,一位细菌学专家,带着情感出轨又被他撞见的妻子来到中国疫区,在救死扶伤工作中,医生染病死了,妻子带着身孕离开。
小说中,这一对夫妻共赴灾区,他们的关系在明眼人看来,的确是出了问题,因为妻子那么美,丈夫却从来不正眼看她一眼。妻子发现有孕,丈夫问到底是谁的,妻子不置可否,她甚至不想用谎言来换取丈夫暂时的欢心。丈夫临死前说了一句:“死的却是狗。”
好无来由一句话,好在书中对其注明了出处:引自一位诗人的诗句。一个好心人领养了一只狗,起初相处融洽,后来结仇,狗咬伤了人,大家以为人会死,结果是狗死了。“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句话由一个临终之人说出,是一种怎样的心迹坦露呢?在医生身边的韦丁顿,曾以暧昧不明的言语暗示:不知医生是意外受到感染,还是拿自己做了实验。医生难道是在说,他带着妻子不惜万里来到中国疫区来救死扶伤,动机并非全然的良善吗?
不过小说中妻子对丈夫的态度也始终明确:她此生的确没有爱上这个人。或者说,即使在目睹了丈夫的善行与修女们无以复加的赞美与崇敬之后,灵魂要求她爱上这个人,她的肉体却没有配合。而她的肉体,在她回到上海,被邀请住在背叛她的情人家时,还忍不住与这位薄情的情人有了一次床弟交欢。也就是说,精神上尽管有巨大屈辱感,肉体还是鬼使神差地从了。这是多么大的悖论。毛姆,何以如此轻看女人的意志?!或许还是他常常说的那句话:正常的事情才是世上最稀有的事情。
电影在这里处理得倒是很唯美、很小心,夫妻到灾区后,慢慢彼此达成原谅。妻子后来在上海街头与情人重逢,表现得也很和我们一般人的期望,不闲不淡,矜持而自尊。探身而过后五岁的儿子问她:这是什么人?她答:什么人也不是。你看,这难道不是一般观众所要的结局吗?救赎之路如此清晰,人物情感转变也颇有层次,作为一部名著改编的商业电影,它大概不想在结局那一块,让观众添堵。
但电影与小说究竟哪个好呢?网上的评论可谓各说不一。但无疑,小说这么处理,的确会让人深思许多。而且如果阅读小说,还会发现很多耐人寻味的东西,是电影没有呈现或者说有意隐匿的。比如女主人公在修道院里始终感受到的和修女之间的隔膜。另外,毛姆还冒犯地写到:医生妻子在看到丈夫死去后的隐隐的解脱,后来这种解脱感,又在她回娘家后,从为家与母亲奉献一生的父亲身上看到——对于母亲的死。
能公开示人的东西,一般都经过我们的理性判断。某些私密感受,小说家揭示出来,的确会引起我们的不适。但想到毛姆做过医生的经历,以及来自其做律师的祖父基因的遗传,他如此处理人性,又是很可理解。毛姆在自己的《总结》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律师的办公室里对于人性你可以了解很多;但总的来说,你不得不应付的是对自己有完全控制的人。他们撒谎,也许和跟医生撒的谎一样多,但在律师那里他们撒的谎更有逻辑,或许律师没有必要了解事实吧。另外,律师的研究兴趣,通常都在材料上面,他是从一个专业化的角度看待人性的。但是医生——特别是大医院的医生——是赤裸裸地看待这一点的。沉默一般都会被瓦解,更通常的情况是根本没有沉默。大多数情况下,恐惧会击垮每一道防线,甚至虚荣心也会被它夺去力量。”
而从医生的角度看人性,毛姆的刀锋,也仅只是手术刀的刀锋,你可以说它切中了要害,但你不能说他有多大恶感。的确,读毛姆从来不会带出胸中的愤然,因为你会发现,人性在善与恶之间的摆荡中,也常会出一些意趣。这才是毛姆感兴趣之处,他将之称为幽默。
毛姆的眼中是否有真正的圣徒存在,同样值得怀疑。因为他在《总结》一书里曾不无刻薄地说过:“圣徒们以生命献身善业且忏悔已经救赎了他们过去的罪时,折磨着他们的是在内心深处和他们的愿望对抗的这些淫亵、丑陋、卑琐和自私的想法。”敢于说出这番看法,是否来自他在中国游记《在中国的屏风上》中所看到的一位在华传教士的真相?“我看见的是,他的感官所喜爱的,他的灵魂就厌恶。”(《恐惧》)毛姆的小说中少有圣徒。《面纱》中为疫区献出生命的医生不是,《寻欢作乐》中的老作家也不是。《月亮与六便士》中的画家,或许算得上艺术的圣徒,但是,读着小说,你更想将它归为探求艺术家内在天性的一部作品。叙述者“我”代表画家的前妻去履行说服他回家的使命,他们之间的对话神界天间,跳跃宕荡,真是好玩极了——嗯,艺术家就是这么种不成魔不成活的物种。孙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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