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泛滥现象

    国家旅游地理2月3日  刚从海口开会回来，那边还穿短袖，这里一下飞机，就得套上毛衣了。这回去海口先后参加2个会，一是海南师大文学院主办的“现代文学高层论坛”，另一是在海南大学开的全国大学语文学会的年会。海师的“论坛”来的人不多，二三十人，但大都是学界比较有影响的现代文学学者，会开得很务实，一天功夫，问题集中，“密度”很大，水平较高，称之“高层论坛”并不为过。会议原定5个题目，包括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化建设、现代文学传统对当代的影响，等等。我在开头的发言中，讲到文学史研究的“边界”与“价值尺度”问题，引起各种赞同或反对的意见，非常热烈，结果一天的讨论全都围绕这个话题了。

    我的发言基本意思就出于今年初在上海《学术月刊》发表的那篇拙文。我从严家炎老师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谈起，首先充分肯定严著的学术成就，认为是近十多年一本标志性的著作，其所产生的“问题意识”要比该书本身重要得多。这部文学史把现代文学的发端，从五四提前到30多年前，也就是19世纪80年代末。该书对晚清格外重视，篇幅很大，超过了“五四”。其中写晚清民初用了4章，147页，写五四时期文学也是4章，139页。这可能是要矫枉过正吧。不过，我认为，从晚清写起不等于现代文学的“开端”就在晚清。晚清的“新变”还只是“量变”，离“五四”前后的“质变”还有一个过程，“五四”作为重大历史标志的地位，是晚清“新变”所不能取代的。我还提出，在目前现代文学的学界，研究“边界”往晚清“前移”似乎已成态势，构成对既有文学史观的挑战。除了时间性“边界”的拓展，还有一种是“内容性”的“边界”，是往“内里”的延伸，即将鸳鸯蝴蝶派、武侠、言情、侦探、科幻以及旧体诗词等，全都一网打尽，纳入囊中。这些新文学之外的文学能否进入文学史？我认为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怎么去写？支持“统合”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有没有一个完整有效的价值评判框架？文学史方法上散点透视式的拼盘的写法是否可行？是否应当在某个相对统一的标准下对复杂多样的文学现象做出选择评判？这些年常见有学者提出文学史写作中的“多元共生”，人们格外看重历史发展多方面构成的“合力”，这体现一种在苛严时代过去之后的比较宽容的态度。但“多元共生”如何在文学史研究的实践中体现，仍然是有相当难度的。难就难在把不同价值观、世界观或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创作汇集到一起时，需要首先考虑到在哪一个价值层面上去统合，在何种意义上以何种形态去处理这种“汇集”。如果弄不好，可能就是面对诸多矛盾的一种拼凑与调和。我提出，现今非常要紧而又缺少的还是相对认可的价值评价标准问题。只有自己相信并确立了某种价值评价标准，“多元共生”才不流于相对主义，批判精神才不堕落为虚无。

    我的发言马上受到2位资深学者的回应与质疑。黄修己先生（中山大学）认为文学史写作必须从史实出发，而不是从观念标准出发。他指出，历来的现代文学史主要受新文学发难者们观念的影响，甚至采用他们当初设定的基本格局，也就是只关注新文学的成就。事实上现代文学丰富得多。现代文学发展起码有两条线，一是吸收和继承传统的，如章回小说和旧体诗，成就也很大；另一才是新文学，主要受外来影响。因此文学史写作必须兼顾全面。朱德发先生（山东师大）则认为文学史写作应当以“真善美”等普世价值作为选择的标准，而现有的文学史普遍不敢讲真话，现实条件也仍然制约人们讲真话，只有讲真话，才有好的文学史。

    接着，吴福辉先生（现代文学馆）谈到他自己的新作《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认为是有意保持杂乱的“原生态”，呈现多元共生，并不在意要有什么历史选择的标准或者线索来贯穿。张中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对现有文学史书写角度与标准的单一表示不满，他提出，如果从“民国文学史”角度来看，很多被遮蔽的作品就可能浮现出来，重新得到应有的评价。魏建教授（山东师大）提出，五四很多新文学都很肤浅，但是影响巨大，他们终于成功了，这就是历史。他认为文学史还是要选择过滤，要进行经典化，主要评价那些影响大、有代表性的成就较高的作家作品，不可能什么都并列进入。旧体诗和少数民族文学当然可以进入文学史，但也要遵循选择的原则。文学史不能越写越厚，要越写越薄。朱晓进教授（南京师大）认为历史不可能复原，任何历史都只能是某种选择重构，其中必然依照某种价值尺度，也就难免会有所侧重或遮蔽。唐人选唐诗，用的就是唐人的标准，而宋人就不一定佩服唐人所选。文学史写作最好搁置史观，强调思路，搁置标准，强调角度。王嘉良教授（浙江师大）认为晚清文学的新变还只是渐变，并非突变和质变，到了五四前后才是突变。如果没有基本的判断标准，那就可以把现代上溯到宋代，因为宋代也有向市民社会变革的趋向了。刘淑玲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提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和汉族的现代文学不一定是同步的，如何写到中国文学史中？是个未能解决的问题。张全之教授（重庆师大）认为文学史有不同类型与不同功能，教学用的文学史必须反映那些沉淀下来的相对的“共识”，不可能没有标准；学术性文学史则可以自由发挥。还认为晚清虽然创作量极大，远超过五四时期，但没有五四时那样有影响的大作家和重要作品。陈剑辉教授（华南师大）以散文创作的评价为例，提出文学史写作还是不能脱离价值标准。散文史不容易写，就因为标准不好确立。赵普光博士（南京师大）指出当下相对主义思潮泛滥，也是造成文学史写作困境的原因之一。标准和价值观不全相同，文学史可以有多重标准，但价值观只能一个。方维保教授（安徽师大）认为现在各省市都在搞什么地域文学史，也存在标准混乱，把地域因素无限放大了。还有海南师大单正平教授的发言值得注意。他说，大一统的拼盘式的文学史是很难操作的，也没有什么用，不如写一些文体史，如小说史，散文史、戏剧史，等等。

    会议从上午讨论到下午，发言非常踊跃，宋剑华（暨南大学）、张铁荣（南开大学）、赵学勇（陕西师大）、秦林芳（晓庄学院）等，从不同侧面都对文学史写作提出很多富于启示性的意见，也让我获益匪浅。我愈加感到，现在文学史写的太多，现当代文学都有500多种了，但陈陈相因，真正有特色的并不多，主要还在于缺少眼光，缺少艺术判断力与感受力。文学史的泛滥并非好现象。其实中文系学生不必花太多精力去学文学史。就把文学史当做一种书目和线索好了，提高文学素养，主要还要靠自己多读作品，读原著。

    第二天又参加大学语文的年会，我做了主题发言，主要讲到大学语文课时少，不可能解决读写能力全面提高的问题，其定位最好就是引发读书兴趣，把被应试教育败坏了的胃口调试过来。另外，对华东师大设立“大学语文”系列课程、提倡原典阅读的做法表示赞赏，认为这可能是拓展中文学科影响力的一个途径。学会宣布授予我和吴承学先生（中山大学）“荣誉顾问”称号，我感到很突然又荣幸，真是受之有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