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两题

    父亲的左手，把我的小手拉过去，像拉过去一束阳光下的小麦穗，他那举起的尺子，虽是慢慢地、却有力地打下来。一下、两下……

    我含着的眼泪，流下来。我知道，我逃课了。

    他淡淡的眉毛，却仍是不停地跳动着。 

    尺子停下来时，我的小手还是伸着。

    母亲说，多犟的孩子！便用一双粗手擦我的眼泪。父亲不看我，往小手心里划着、划着，“什么字？”

    “好好学习——”

    44年后的初冬，当我同样把手伸出去时，我的面前，没有了尺子，没有了淡淡的眉毛，没有了拉我的手。父亲的手——安静地合放在他的胸前，一个乡塾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一个儿子，失去了举着戒尺的父亲。窗外，阳光暖暖的;田野，深黄的叶上，有一层浅浅的霜。

    我的父亲，可以算是一个乡村文化人。他读过10年长学，按现在的说法，相当于初中毕业。这在过去，是一个不易之事，何况他从5岁起，就是一个孤儿。

    我的祖父，一个读得懂医书的乡村青年，在背着药箱四处治病时，也背上了革命和医治中国社会的责任。听说他是共产党一个区委的秘书，大革命失败后，组织乡村暴动，被称为“铲共团”的杀害了。那一年，父亲不到5岁，而在此之前，我的祖母已经过世。成了孤儿的父亲，看那孱弱，也不是干农活的身架子，家族叔伯，怜其血脉亲情，怜其幼小即孤，咬牙用几担谷子，送他上学。于是，我的父亲就读了10年长学；我的叔伯祖父辈，就每年用几担谷子，交他的学费。读到后来，据说考上了武昌中学，当时被人们称为黄埔分校（不知是否如此）。我的父亲回到家，用企求的目光，用伸出的手，希望伯叔们满足他继续读书的要求。然而，每年十几担谷子的学费，对农家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也毕竟家族世代务农，读书多了又能好到哪里去。我父亲的眼光暗淡下来，伸出的手也就放下来。多少年后，有家族的老人说，当初你父亲要是上了黄埔，如今说不准是一个离休老干部。哎，可惜了，可惜了。

    而父亲，却对我们从来不提此事。从小时候记事起，他就是一个乡村教师。乡村的学校没有校舍时，我们的两间砖瓦房就是教室，一块黑板，几根粉笔，一把老式的戒尺。

    那戒尺，却是给我的印象极深。跟乡下裁缝先生的尺子差不多，而色泽却是深红，精心地油漆过。他教书时，常常是放在桌上，如有学生上课走神，或是撒野，或是不用功，他就会从桌上拿起那尺子，轻咳几声，待学生们抬起头时，他就会再使点劲，将那尺子敲打几下桌面，或者是走到那个学生的跟前，把尺子举起来，再点点他的脑袋。于是，学生的头就低下了。也有调皮的，昂着头，像是讲狠。父亲在生气之极时，会吼着，让那学生伸出手，把尺子举起。若是学生认错，那尺子也就缓缓放下；若是那头还昂着，尺子就打了下来。一下、两下……由轻而重，直到眼泪流出，目光曲折，昂着的头慢慢低下。这或许就是师道尊严，或许就是乡学的特点。直到有一次，我因逃学，被那尺子重重地打下，才知道，父亲作为一个乡塾老师，那打下的戒尺里，有很多并不理解的含义，有很多令你记住或印痕深刻的人生警觉。你的成长，就在那戒尺的打击下，有了行走，有了校正，有了警悟。

    那戒尺，或许是给你人生的警示。

    后来，父亲仍是当着乡村小学的教师，一个拿着十分或者八分工的小学教师。他教过小学的每个班级。只是后来，那戒尺就不见了。有几次，他显得很生气地回到家，一个人闷着，时间长了，就进了房，等再出来时，气也就消了。有一次，感到好奇的我，从他的床垫下，居然翻出了那把戒尺。那戒尺，依然那样深红，仍然那样瓷重。我把它拿到父亲面前，父亲的眼神，一下就亮了，把它紧紧地握在手里。之后，父亲把我抱在怀里，竟把那尺子，轻轻地放在了我的手里。

    我17岁时，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父亲那淡眉下的目光，也离开了父亲的戒尺。游子千里万里，总能感到父亲的目光，也总能忆起父亲那手中举起的尺子。年老的父亲，终是离开了讲台，离开了黑板和粉笔，和我的姐妹，一起种着责任田。我不知道，他从小没有干过农活，到了老年，却还能学会犁耙耕种，虽不精细，却也都是自己打点。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从部队回家探亲，走在乡间的田埂上，见路边一个耕田的老人，我问路时，那抬起的斗笠下，一张熟悉的脸——啊，我的父亲。

    那一天的晚上，窗外月光泻着秋意，我望着父亲，不知怎么，就突然想起了那把戒尺。我没有问，也没有找那戒尺。我想，即使父亲不再教书，他仍是一个乡村教师，他的手中，仍是有着一把戒尺。直到后来，我成了教师，我走上讲台，我拿起粉笔，用目光凝视自己的学生时，才对父亲的目光、父亲手中的戒尺，有了深一些的理解。走过不惑之年，又步入知天命之年的我，终是在心中，有了一把从父亲目光中接过来的戒尺，举在自己的手上，举过自己的头顶。

    我的父亲，一个乡塾教师，离开了这个世界；一个儿子，失去了举着戒尺的父亲。在一个春天的节日里，窗外是暖暖的阳光，是桃红柳绿。而我的眼前，总是显出那戒尺的深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