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政：让艺术带你超越疾病

    这套书的出版，或许可视为一种新的艺术风向标，意味着中国的前卫艺术从过去单一的批判，开始转向了对社会心理与精神的建构。最近读了郭海平的《我病故我在》一书，作者是南京的当代艺术家。2005年他策划了“病：我们今天的艺术”展览后，疾病就成为他艺术观照的主要对象，而对精神病人艺术的组织和推广，也成为他介入艺术和社会问题的主要方式。他通过和精神病人的零距离接触，引导精神病人进行艺术创作，使媒体对中国精神病人的关怀有了更深的探讨，成为艺术介入社会的典型案例。5年前他就出版了《癫狂的艺术》一书，收集了病人画作和他对病人的观察日记，以及医生对病人的治疗记录，成为中国目前唯一一份精神病人艺术报告。

    也许是多种机缘，使郭海平对疾病和精神病人有更多的观察和思考。在他幼年时，一个哥哥曾因参军不成、插队农村而精神失常，这可能是他关注精神疾病的最初动因。1990年代初，他从事过几年心理咨询工作，加上他一直在进行艺术实践，使他对精神疾病和艺术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认知。艺术原本就驰骋在一个自由的生命空间，它尊重人心灵世界的不可知性和神秘性，就像一个存在于幻想与现实之间的通道。弗洛伊德很早就认为，天才的艺术家常患有部分能力被抑制的疾病，所以人们在艺术家的梦想和白日梦之间，总是找不到清晰的边界。但艺术家却有能力用这种神秘的力量，把他所掌握的材料塑造成震撼人心的作品，使这些作品成为慰藉人心的源泉。凡高就说过：“我越是神智分裂，越是虚弱，就越能进入一种艺术境界。”所以我们看到，中西方很多天才艺术家，一方面被精神疾病所困扰，从徐渭、八大山人到米开朗基罗、凡高，一方面又用自由的生命意志创作出了极具艺术张力的作品。或许在疾病和痛苦中，彰显对生命和世界的发现，已成为艺术家的天职。

    我猜测，真正让郭海平体会到“疾病”是一种超越，可能是2009年他被诊断为肺癌，虽然他最终被告知是误诊。但在他等手术的那些日子里，他一定对“疾病”有了更深的体悟。人们把健康视为身体的天性，一旦疾病突然降临，人们会忍不住思考它神秘的来源，尤其是重大疾病。病人或许会因此恐惧、绝望甚至怨恨，但也可能去思考或祷告。我想，每个被疾病折磨的人，都会忍不住从自己的病中找寻某种意义。早期的人类，通过祷告、许愿、赎罪、献祭等方式，期望老天或上帝能把疾病带走。即便有了现代医学，面对那些无法治愈的疾病，人们仍会尝试各种神秘疗法，并对疾病之源充满敬畏。

    现代医学在摆脱了巫术、祭司和宗教的阴影后，也把疾病的存在与整体的人分开了，疾病只被视为是某个器官的病变，与人的整体精神无关。医生也就变成了活动在药物和器械流水线旁的技术工人，与病人不再有精神交流，这在某种程度也酝酿了现代医学的良心与精神危机。在西方，一直有器官医学与精神医学的分流，精神医学中像顺势疗法、自然疗法中的很多理论，与中医的某些认知相类似。上世纪30 年代，美国精神病医生南姆伯格提出了“艺术疗法”，使艺术治疗在欧美等国获得了较大的市场。美国不仅有各种专业的艺术治疗专业组织，1960年代就有了专业的《美国艺术治疗杂志》，很多大学还开设了艺术治疗的课程，授硕、博等各种学位。

    艺术治疗之所以在欧美发展得迅速, 主因是疾病认知、治疗模式的改变，人们发现很多疾病都与心理因素有关，对病因的认知从“生物和生理”模式转向“社会和心理”模式、治疗也从对“ 病”的治疗转向对“人”的治疗，开始重视平日的心理干预。其中范围最广泛、疗效最好的，主要是绘画和音乐疗法。艺术治疗虽然在技术和实践上趋于系统和完善，但理论仍然很薄弱，它的学科基础主要是艺术学与心理学。虽然郭海平是作为艺术家介入艺术治疗这一领域的，但他的很多理论是与欧美的艺术治疗是相通的。这一领域，同样需更多的艺术创作者，来进行治疗的实践和理论的总结。

    在《我病故我在》中，郭海平有很多对疾病的新认知。比如他认为疾病给予人们的是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疾病中的疼痛、呻吟或呼救，看似伤害，但也是一种关心，它表达了生命和自然的真实需要。如果你认真面对疾病，会发现它对人的折磨过程，其实在调动人的生命潜能和唤醒人对自然敬畏，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疾病使人与自然实现了统一。所以，疾病更像是死亡的一次预演、一个警告，沉思疾病，人类才能放弃生命中那些不重要的东西，使生命进入一个更为自由的空间。但如果抗拒这种警示，人就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只有当疾病降临时，人才会丢掉自己的面具，在不断反思中变得单纯真实起来，这大概就是他讲的“我病故我在”的真正含义。

    尽管都是死亡，有精神和信仰者的死亡，与没有精神和信仰的人的死亡，显然是有很大差别的。疾病也是同一个道理。因为有传统中医，中国艺术家在面对疾病这个主题上，显然比西方艺术家更有优势。《黄帝内经》早就说过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我想这大概也是郭海平等人的艺术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