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卡夫卡

    国家旅游地理网2月1日  卡夫卡有着多种身份，他是奥匈帝国臣民，血统是犹太人，生长在布拉格，用德语写作。他生活在一个动乱的年代，作品内容却与此无关。他一生平平淡淡，内心深处却充满恐惧。世界与他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世界与我们的关系。这使他像个不谙世事的诗人，在人们眼里觉得荒诞的事物，对他来说却是真实的。

    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有无数作家、学者对卡夫卡进行了研究。但在他生活过的捷克布拉格，其作品却在捷共执政后长期成为禁书，人们只能在私下偷偷阅读他的作品。2003年，距离卡夫卡逝世80年，捷克为卡夫卡建立了纪念碑，纪念碑竖立在一个小公园，周围是犹太教堂和圣灵教堂，布拉格市长对参加揭幕典礼的人群说：“今天我们终于还了债，这个债是欠历史的，也是欠卡夫卡的。”

    对全世界读者来说，卡夫卡的作品可以有各种解读。但对布拉格人来说，他的作品就是捷克社会的写照。布拉格是一个不断被强权征服的中欧城市，在屈从中形成了它的悖谬精神。捷克、德国和犹太三种文化的交融激发了创造力，产生了荒诞的卡夫卡和幽默的哈谢克。生活在现代极权制度下的捷克作家们对卡夫卡的解读，自然更具有深切独到的会心。

    捷克作家昆德拉在《某处背后》一文中，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工程师出国参加学术讨论会，回来后，他看到官方报纸称他在西方发表了诬蔑国家的声明，他去各个部门澄清，所有人都告诉他，肯定是搞错了，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接下来，他发现自己被人跟踪，电话遭到窃听。最后他不得不相信自己有罪，离开了自己的国家。

    昆德拉将这个工程师的遭遇看成是一个“卡夫卡现象”。面对一个无穷无尽的迷宫，永远找不到判决自己有罪的人，甚至连判决书也找不到。那个工程师最终相信了自己的罪行，昆德拉由此得出结论：“拉斯科尔尼科夫承受不了他的罪恶的重压，为了获得安宁，他自愿同意接受惩罚，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罪行寻求惩罚。在卡夫卡那里，逻辑正相反，受惩罚者不知道惩罚的原因。惩罚的荒谬性难以忍受，受惩罚者为了获得安宁，需要给自己的惩罚找一个正当理由：惩罚寻求罪行。”

    可以说，极权社会的特征就是惩罚寻求罪行。五十年代，一位捷克诗人被关进监狱，他在狱中写诗宣称自己永远忠于信仰，布拉格人将它称作《约瑟夫·K的感恩》。在不断的政治清洗中，有许多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他们都是照着约瑟夫·K的样子，“检查自己过去的一生，直到每一个细节”。昆德拉写道，在西方，卡夫卡现象会被看作是作者想像的主观世界，而在捷克，卡夫卡现象则成了生活的组成部分。

    昆德拉厌恶任何激情，他认为充满激情的灵魂总是喜欢宣扬私生活的透明。而卡夫卡现象表明，人们不是需要克服孤独的命运，而是需要忍受被强奸被监视的孤独。昆德拉从社会学角度解读卡夫卡，注意到卡夫卡故事的场所都是发生在办公室。这里是现代权力社会的象征，是服从和抽象的世界。在那里，就连律师也不是为被告服务，而是为法庭服务。

    昆德拉在14岁时第一次读到卡夫卡，他认为卡夫卡不是在写预言，而是看到了别人看不见的事实。另一位捷克作家克里玛则是在成人后偶尔读到卡夫卡的《在流放地》，感觉就是对自己生活的一个启示。在《刀剑在逼近》一文中，他从人生的角度解读卡夫卡，认为《城堡》中的土地测量员体验的是基本的人类处境，他是在为了摆脱孤独，为了证明自己能够进入社会而战斗。
    当人们普遍陷入历史和革命的狂热时，卡夫卡却在担心人类会彻底失去个人自由。这就是土地测量员不懈战斗的目的：“他想冲出自己孤独隔绝的监狱，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战胜阻碍他进入城堡的障碍。”但由于人类失去了更高的意义，卡夫卡意识到：“人，在努力争取自由和秩序的过程中，被剥夺了所有的手段和所有的武器，除了由他内心提供的希望外就再没有任何希望”。这个内心的希望就是生活在真实中，以便让一丝绝对之光照进生活。
 
    两位捷克作家都看到了卡夫卡对人类命运的描写，看到了其中个人性的彻底丧失，但其视角却有所不同。布拉格之春后，昆德拉移居国外，他不赞成哈维尔等人的公开反抗，视这种反抗的激情为“刻奇”（又译媚俗），因而强调卡夫卡现象的荒诞一面；克里玛则是在布拉格之春后毅然回国，在二十年的政治高压下坚持抗争，成为萨米亚特写作的重要作家，因而更强调卡夫卡现象的反抗一面。

    他们的理解都是深刻独到的。克里玛将卡夫卡的人物视作为人类提供了火光，即使陷在卑污的泥坑里，仍在进行一场捍卫尊严的不屈的斗争，更接近卡夫卡对人类最富精神性事物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