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绿波传》的一则史料说起

    国家旅游地理网2月1日  《绿波传》是民初在《东方杂志》连载过的一篇小说，因署名“孤桐”，曾被认为出自章士钊之手而误收入其文集中。此事最初由上海朱铭先生指出，后由河南大学孟庆澍专文论证（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确认此“孤桐”是今天如东县人蔡达。我在孔网购得一册林译哈葛德小说《红礁画浆录》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06年）。此书封面有“孤桐”印章，书中有两处“孤桐”红笔批语，其一是：“善为小说者，曲体物情，虽非事实亦事实所有。情之过者，嬗而为欲，其机至迅，如毗亚德利斯之于乔勿利，缘情破礼，纵免于究，其亦仅矣殆矣。故余曰：情者天下之至美而又至危险者也。  二年国庆前十四日  孤桐”。其二是：“此书言情无沾滞之弊，良由有写毗亚德利斯之性情见地之笔，其胸中自无渣滓耳。天下见解超脱往往足以敝屣功名富贵，而至于牺所爱说则不能因多有之芬，所谓英雄气短者，然则无艳情之人亦天下之骄子哉？”
此册《红礁画浆录》由上海散出，书上有“上海外国语学院”的钢印，据孟庆澍文章引蔡达自传《知非录》所知，蔡达对自己早年写小说的经历有如此记述：“民国元年在上海为解决旅费问题，首先做的一部小说，——《筠娘遗恨记》，——不过把旧日笔记小说拉长了，和当时报章杂志上的小说派头差不多……接下来便做了一本《绿波传》，约三万几千字。每天在沪江第一台，不起草稿，奋笔直书，最多的时候，竟写到五六千字。书成之后，寄给《东方杂志》社，不久接到复信，邀往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面谈，以每千字二元定议——不能谓之“议”，还不是听他吩咐么。——但又不照字数算，只给了大洋六十元，由张菊生签发支条。”

    此段记述，恰合孤桐批语中“二年国庆前十四日”的时间（1912年），足证此书确是蔡达旧物。蔡达文章之外，金石书法也有相当造诣，《红礁画浆录》两处评语，字体流畅、娴熟，相当漂亮。

    林译小说中最多的即是哈葛德的作品。陈寅恪《论再生缘》，以为其结构精密，即举哈葛德小说为例。陈寅恪说：“哈葛德者，其文学地位在英文中，并非高品。所著小说传入中国后，当时桐城派古文名家林畏庐深赏其文，至比之史迁。能读英文者，颇怪其拟于不伦。实则琴南深受古文义法之熏习，甚知结构之必要，而吾国长篇小说，则此缺点最为显著，历来文学名家轻小说，亦由于是（桐城名家吴挚甫序严译天演论，谓文有三害，小说乃其一。文选派名家王壬秋鄙韩退之、侯朝宗之文，谓其同于小说。）一旦忽见哈氏小说，结构精密，遂惊叹不已，不觉以其平日所最崇拜之司马子长相比也。”（陈寅恪《寒柳堂集》第67页，三联书店，2009年）。

    陈寅恪少时喜读小说，在中国小说中，最欣赏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以为“转胜于曹书”，原因即在《儿女英雄传》“结构精密，颇有系统。”陈寅恪旧诗中也多用《儿女英雄传》故实，足证他对这部小说的熟悉和喜爱。随手举哈葛德小说为例，说明他对哈葛德小说也非常熟悉。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中也曾讲过他早年读林译的感受，多次提到哈葛德的小说。钱锺书说：“前期那几种哈葛德的小说也未可抹杀。我这一次发现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哈葛德的原文滞重粗滥，对话更呆板，尤其冒险小说里的对话常是古代英语和近代英语的杂拌。”（《七缀集》第1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蔡达《红礁画浆录》中的两处批语，观其内容，虽是一般阅读感受，但可反映民初林译小说在社会中的影响，也可见证早期林译小说为社会接受时一般读者的接受角度。由此可见，民初旧小说向新小说转变中，林译小说的丰富和复杂情况，日后当由各种角度来观察，才能更近历史真实。

    钱锺书成年后回忆孩童时代阅读哈葛德小说的记忆与蔡达当年的阅读批语共同构成观察中国近代小说的一个角度，而陈寅恪对哈葛德小说深受林纾重视的独特观察，对研究林译小说的影响也极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