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缺乏感恩误会蔡元培

    1926年2月，时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蔡元培从欧洲考察回沪后，记者报道了他的一番谈话：“对学生界现象极不满。谓现实问题，固应解决，尤须有人埋头研究，以规将来。”鲁迅知道后便在《无花的蔷薇》中公开点名批评蔡元培：“蔡孑民一到上海，《晨报》就据国闻社电报郑重地发表他的谈话，而且加以按语……我很疑心那是胡适之先生的谈话，国闻社的电码有些错误了。”

    有一种人内心自私、狭隘，见到朋友比自己混得好就心里失衡，就想阴阳怪气地说几句不中听的话，鲁迅当时的心态大约正是如此。如果说鲁迅那时还只是心中稍稍有点“不平”的话，那么此后在蔡元培聘其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这件事关个人切身利益的事情上，鲁迅的所作所为便实在是缺乏“君子之风”。

    1927年6月17日，蔡元培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相当于教育部部长），这时不少人都想通过蔡元培谋得一席之位，鲁迅自不例外。此前，6月12日鲁迅在给章廷谦（川岛）的信中就已经酸溜溜地对蔡元培有所不满：“我很感谢你和介石（郑奠，字介石）向孑公去争，以致此公将必请我加入研究院。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指顾颉刚）已‘辨’了；文学乎，胡适之已‘革命’了，所余者，只是‘可恶’而已。可恶之研究，必为孑公所大不乐闻者也。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倾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9月19日鲁迅又说：“饭仍是蒋维乔、袁希涛口中物也。”

    1927年10月1日，蔡元培正式就任大学院院长，之后许寿裳传来蔡元培欲聘鲁迅、江绍原等人为“特约撰述员”的消息。对此鲁迅大为动心，但难免又揣测之。10月21日，鲁迅在致江绍原的信中说：“季茀（许寿裳，字季茀）有信来，先以奉闻。我想此事与兄相宜，因为与人斗争之事或较少。但不知薪水可真拿得到否耳。”一星期过去了，没有消息，这时鲁迅已经显得有些焦急难耐了。10月31日他再次致信江绍原：“季茀所谈事迄今无后文，但即有后文，我亦不想去吃，我对于该方面的感觉，只觉得气闷之至，不可耐。”七天后鲁迅又致信章廷谦（川岛）云：“季茀本云南京将聘绍原，而迄今无续来消息，岂蔡公此说所以敷衍季茀者欤，但其实即来聘，亦无聊。”这时鲁迅对蔡元培的人格已经开始产生怀疑了。一个月后，焦躁不安的鲁迅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怨气，在致章廷谦的又一封信中尽情地发泄了对蔡元培的不满：“太史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蔡元培在清末曾做过翰林，所以鲁迅称他“太史”。此时，鲁迅对蔡元培已经是骂出口了。

    1927年12月，再也等不下去的鲁迅终于放下架子，借为昔日学生荆有麟写推荐信的机会，向蔡元培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葵藿向阳之意。鲁迅的这封信是12月6日写的，两天后，也就是12月8日就收到了蔡元培聘他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月薪300元）的聘书。显然，在鲁迅未写这封“示好”信之前，蔡元培的聘书已经寄出。由此可见，鲁迅此前的种种言行纯粹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