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妖魔化的女权文学
摘要：国家旅游地理1月26日 我们可以给文学带上五花八门的帽子，比如痞味十足的官场文学，比如春潮涌动的青春文学，比如侠肝义胆的武侠文学，比如惊秫异常的恐怖文学，比如花枝招展的美女文学，甚至肉与勃发的色情文学。但有一种帽子轻易不能戴，这就是女权文学。
国家旅游地理1月26日 我们可以给文学带上五花八门的帽子，比如痞味十足的官场文学，比如春潮涌动的青春文学，比如侠肝义胆的武侠文学，比如惊秫异常的恐怖文学，比如花枝招展的美女文学，甚至肉与勃发的色情文学。但有一种帽子轻易不能戴，这就是女权文学。
妖魔化是女权文学绕不开的幽灵
女权文学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似乎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青面獠牙的怪物。五四以来，中国有一位女作家掷地有声告诉我们：“我是女权者”吗？没有！五四以来，中国一直没有女权文学作品吗？有，虽说不上汗流充栋，但的确有不少。关于女权文学，一般出现在一些专家的著作中，或者是大学中文系女生的毕业论文，我读过不少关于女权文学研究的论文，大都语焉不详，属于越抹越黑的笔法。
哪个女作家要是声称她是女权主义者，似乎她自动与大众背离，终身选择与妖怪为伍。这种奇怪的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因为自五四以来，我们的女权文学一直处于被妖魔化的进程中，如果说五四时期初级阶段，1978年之后是中级阶段，现在又回到了初级阶段。妖魔化是女权文学绕不开的幽灵。
多年前，我读到一篇中国研究女权的女学者和日本研究女权的女学者的学术对话，日本女学者很奇怪地问中国女学者，你们女权主义者为什么要结婚生孩子？中国女学者回答很模糊，大致意思是，在中国，女人到一定年龄，是要结婚生子的。我看过一部美国电影，警察对女主角说：“我掌握你所有的档案，包括18岁之前进过14次监狱”，女主角说：“我是存在主义女权者”。
我讲这两个小故事，是想说明一件事，女权文学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样遭遇妖魔化的过程。一谈及女权，人们似乎就会联想到吸毒、乱交、暴力，似乎女权者长着喉结，站着撒尿，满脸络腮胡须。女权者难道就没有女性属性？不能有女性的温情？
我曾经把女权主义分成四个极端的方向：第一种是禁欲，女权主义拒绝婚姻，拒绝性，这种女权主义和自己的女性特征决裂；第二种是纵欲，这种女权主义无所顾忌的表达自己性需求，这也是俗话说的，女人也在玩男人；第三种是女性特征男性化，女性说男人口头上的性语言，如靠，我操，我日等等，这种女权主义渴望自己能站着尿尿；第四种犬儒倾向，这种女权主义，强调行为艺术，随时有裸奔的激情，比如已成旧闻的网络红人性日记。
极端往往强调突出的一面，长期以来让我们误解，女权文学原来是样子的。
与误解纠缠在一起的女权文学
但我们更多是提及女性主义文学，不谈论女权主义文学，女权主义其实和女性主义是一个东西，二者在词义上并无什么本质的区别，但女性主义文学听起来似乎客观、温情多了，而女权主义文学似乎是文学家族中的妖魔鬼怪。
女权主义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与误解纠缠在一起，女权主义历史有多么长，被误解的历史就有多么长。
女性对自己身体和意识的觉醒和呐喊很早就开始了，原始的女权运动起源于宗教，都是与政治捆绑在一起的，但是，这些女权主义者大都被定性为疯子，或者是被妖魔鬼怪控制的女人。如1625年的戴维斯夫人，不顾自己的性别，像男人一样，想当女预言家，结果被关进了精神病院。1654年，安娜由于批评政府，被当局出庭受审，定性为疯子。早期的女权运动更多是在选举权、家庭地位、工作机会等等公共领域。一直到20世纪，女权运动开始转向女性的身体，女权主义流行是建立在男权批评之上的。
即使是从事女权主义运动的激进女性们，其实也搞不懂女权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人们很容易把女权运动和黑人运动、第三世界运动联系在一起，从女权主义诞生之日起，女权主义就是一个贬义词，美国女权主义者弗里德曼公开声称，女权主义这个词自出现之初就带有负面含义，没有几个涉足政坛的女性标榜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毋庸置疑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女权主义称呼，大都和男人婆、巫婆、妖婆、母夜叉有异曲同工的意思。
在这个背景之下，女权主义文学怎么可能不被妖魔化？
筚路蓝缕的汉语女权文学
翻开百年来文学史，女权文学筚路蓝缕，居然没有一个女作家在女权文学这条道上走到头， 写着写着，就不写了，写着写着，就换风格了，女权文学似乎是女性作家青春期的共鸣，过了青春期，女权文学是女作家不愿提及的共同往事。
五四以来，最具启蒙意义的女权文学作品是秋瑾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没到几岁，也不问好歹，就把一双雪白粉嫩的天足脚，用白布缠着，连睡觉的时候，也不许放松一点，到了后来肉也烂尽了，骨也折断了，不过讨亲戚 朋友邻居们一声“某人家姑娘脚小”罢了。”丁玲《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间里》描写妓女的肉欲，五四以来不可多得的女权文学是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这篇小说大胆展示女性的欲望，揭开女性性心理，在当时产生了惊世骇俗的影响。早期的丁玲作品女性意识觉醒较早，女权文学表现最为丰满。五四时期女权文学的作家还有陈衡哲、庐隐、梅娘、苏青等等，梅娘《动手术之前》对贞操这种男人尺度展开猛烈的批判；庐隐的《一个情妇的日记》，大胆展示长期被世俗压制的情欲；苏青的《蛾》出现了“我要……！我要……！我要……呀！”赤裸裸地欲望告白。
五四之后，中国文学进入“十七年”，这段时期女权文学乏善可陈，女作家热衷描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青春之歌》等这样的宏大叙事作品。20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后，出现不少女权文学作品，如张抗抗的《情爱画廊》、海男的《我的情人们》、铁凝的《大浴女》、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徐小斌的《双鱼星座》、徐坤的《狗日的足球》、卫慧的《上海宝贝》、万芳的《我是谁的谁是谁》等等。与五四时期的女权作品相比，这段时期的女权文学基本没有较大的突破，女权文学作品更多是在强调情感和肉体的双重效应，除了突出女性在情感和性爱的主体地位外，这段时期的女权作品开始关注女性生殖器，对生殖器展开诗意描述和诗意手淫。
21世纪之后，中国文学的女权主义在网络里泛滥，是怨妇加泼妇再加婊子式的风格，缺少对文学的敬畏，这种文学女权主义成为娱乐阅读时代的手纸文学，其读品保持高度表演的激情，按照看客的庸俗需求，进行身体表演和欲望表演，但不是文学表演，自90年代女性文学，到网络文学普及的今天，一直很难有较大突破。
盛可以的作品是一次划时代的突破。盛可以用独特的心理体验，辛辣而有质感的文字，大胆而暴虐地撕碎男权的外衣，流畅地把女性主义文学和纯文学协调在一起。盛可以的系列小说是中国女权文学的宣言，目前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
抛弃本真的虚伪写作
当代一些女作家自己把女权文学搞得乱七八糟，把女权被文学等同于色情文学，甚至把女权文学和嫁不出去联系在一起，因此，女权文学不能有效传达出正能量。女权文学遭到女性作家的抵制，张洁、张抗抗、王安忆等人公开否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张洁曾经说过，女性是人，不是性，张抗抗表示，好作家部分男女。关于女权文学，徐坤有一句话概括的非常准确，她在1996年说过，女性文学，说到底，无非就是争得一份说话的权利。
被妖魔化的女权文学不但歇斯底里，而且青面獠牙，面目可憎。没有女作家心悦诚服地说她写的是女权文学。更多女作家在刻意遮蔽女性特征，倡导所谓中性写作。铁凝曾经说，我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觉或者叫做“第三性”视觉，这样的视觉有助于我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况……“第三性”视觉是否存在？即使存在，被强行植入，是否自然？
到了今天，我读到很多女作家的作品，她们在刻意遮蔽自己的性别，用男性的视觉叙事，或者模仿男性的口吻叙事。且不说却有东效西频的蹩脚感，这种作品给文学带来的不是革新，去掉胭脂气的面貌不是回归本真面貌，而是用男性气质化妆文学，读起来，会舒畅吗？这是女权文学被妖魔化后带来的直接的副产品。
女性作家天生的敏感气质比男性浓烈，一方面她们提倡好作家不分男女，一方面反对男作家写战争，女作家写生孩子。但是，在文学实践中，却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女性作家具有强烈的自审意识，她们比较清晰发现自身与生俱来的性别弱点，在文学叙事方式模拟上，以为对男性作家的模仿就是回归经典，相似程度越高，文学的成就越高。
这是21世纪女权文学抛弃本真的虚伪写作，可以说，这种虚伪写作一直支撑着女性写作的舞台。不管文学叙事外在形式采用什么形式遮蔽，但女性的潜意识能避得开吗？试图遮蔽的程度越高，那么，虚伪叙事的程度就越高。
在我看来，女权文学首先不是一场针对政治和男性的战争，女权文学并不是后天的，而是女作家与生俱来的，女权立场贯穿女作家写作始终，如果一个作家写作的时候，连性别意识都遮蔽了，你能指望她能写出多少流传后世的经典作品？
妖魔化是女权文学绕不开的幽灵
女权文学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似乎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青面獠牙的怪物。五四以来，中国有一位女作家掷地有声告诉我们：“我是女权者”吗？没有！五四以来，中国一直没有女权文学作品吗？有，虽说不上汗流充栋，但的确有不少。关于女权文学，一般出现在一些专家的著作中，或者是大学中文系女生的毕业论文，我读过不少关于女权文学研究的论文，大都语焉不详，属于越抹越黑的笔法。
哪个女作家要是声称她是女权主义者，似乎她自动与大众背离，终身选择与妖怪为伍。这种奇怪的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因为自五四以来，我们的女权文学一直处于被妖魔化的进程中，如果说五四时期初级阶段，1978年之后是中级阶段，现在又回到了初级阶段。妖魔化是女权文学绕不开的幽灵。
多年前，我读到一篇中国研究女权的女学者和日本研究女权的女学者的学术对话，日本女学者很奇怪地问中国女学者，你们女权主义者为什么要结婚生孩子？中国女学者回答很模糊，大致意思是，在中国，女人到一定年龄，是要结婚生子的。我看过一部美国电影，警察对女主角说：“我掌握你所有的档案，包括18岁之前进过14次监狱”，女主角说：“我是存在主义女权者”。
我讲这两个小故事，是想说明一件事，女权文学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样遭遇妖魔化的过程。一谈及女权，人们似乎就会联想到吸毒、乱交、暴力，似乎女权者长着喉结，站着撒尿，满脸络腮胡须。女权者难道就没有女性属性？不能有女性的温情？
我曾经把女权主义分成四个极端的方向：第一种是禁欲，女权主义拒绝婚姻，拒绝性，这种女权主义和自己的女性特征决裂；第二种是纵欲，这种女权主义无所顾忌的表达自己性需求，这也是俗话说的，女人也在玩男人；第三种是女性特征男性化，女性说男人口头上的性语言，如靠，我操，我日等等，这种女权主义渴望自己能站着尿尿；第四种犬儒倾向，这种女权主义，强调行为艺术，随时有裸奔的激情，比如已成旧闻的网络红人性日记。
极端往往强调突出的一面，长期以来让我们误解，女权文学原来是样子的。
与误解纠缠在一起的女权文学
但我们更多是提及女性主义文学，不谈论女权主义文学，女权主义其实和女性主义是一个东西，二者在词义上并无什么本质的区别，但女性主义文学听起来似乎客观、温情多了，而女权主义文学似乎是文学家族中的妖魔鬼怪。
女权主义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与误解纠缠在一起，女权主义历史有多么长，被误解的历史就有多么长。
女性对自己身体和意识的觉醒和呐喊很早就开始了，原始的女权运动起源于宗教，都是与政治捆绑在一起的，但是，这些女权主义者大都被定性为疯子，或者是被妖魔鬼怪控制的女人。如1625年的戴维斯夫人，不顾自己的性别，像男人一样，想当女预言家，结果被关进了精神病院。1654年，安娜由于批评政府，被当局出庭受审，定性为疯子。早期的女权运动更多是在选举权、家庭地位、工作机会等等公共领域。一直到20世纪，女权运动开始转向女性的身体，女权主义流行是建立在男权批评之上的。
即使是从事女权主义运动的激进女性们，其实也搞不懂女权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人们很容易把女权运动和黑人运动、第三世界运动联系在一起，从女权主义诞生之日起，女权主义就是一个贬义词，美国女权主义者弗里德曼公开声称，女权主义这个词自出现之初就带有负面含义，没有几个涉足政坛的女性标榜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毋庸置疑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女权主义称呼，大都和男人婆、巫婆、妖婆、母夜叉有异曲同工的意思。
在这个背景之下，女权主义文学怎么可能不被妖魔化？
筚路蓝缕的汉语女权文学
翻开百年来文学史，女权文学筚路蓝缕，居然没有一个女作家在女权文学这条道上走到头， 写着写着，就不写了，写着写着，就换风格了，女权文学似乎是女性作家青春期的共鸣，过了青春期，女权文学是女作家不愿提及的共同往事。
五四以来，最具启蒙意义的女权文学作品是秋瑾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没到几岁，也不问好歹，就把一双雪白粉嫩的天足脚，用白布缠着，连睡觉的时候，也不许放松一点，到了后来肉也烂尽了，骨也折断了，不过讨亲戚 朋友邻居们一声“某人家姑娘脚小”罢了。”丁玲《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间里》描写妓女的肉欲，五四以来不可多得的女权文学是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这篇小说大胆展示女性的欲望，揭开女性性心理，在当时产生了惊世骇俗的影响。早期的丁玲作品女性意识觉醒较早，女权文学表现最为丰满。五四时期女权文学的作家还有陈衡哲、庐隐、梅娘、苏青等等，梅娘《动手术之前》对贞操这种男人尺度展开猛烈的批判；庐隐的《一个情妇的日记》，大胆展示长期被世俗压制的情欲；苏青的《蛾》出现了“我要……！我要……！我要……呀！”赤裸裸地欲望告白。
五四之后，中国文学进入“十七年”，这段时期女权文学乏善可陈，女作家热衷描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青春之歌》等这样的宏大叙事作品。20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后，出现不少女权文学作品，如张抗抗的《情爱画廊》、海男的《我的情人们》、铁凝的《大浴女》、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徐小斌的《双鱼星座》、徐坤的《狗日的足球》、卫慧的《上海宝贝》、万芳的《我是谁的谁是谁》等等。与五四时期的女权作品相比，这段时期的女权文学基本没有较大的突破，女权文学作品更多是在强调情感和肉体的双重效应，除了突出女性在情感和性爱的主体地位外，这段时期的女权作品开始关注女性生殖器，对生殖器展开诗意描述和诗意手淫。
21世纪之后，中国文学的女权主义在网络里泛滥，是怨妇加泼妇再加婊子式的风格，缺少对文学的敬畏，这种文学女权主义成为娱乐阅读时代的手纸文学，其读品保持高度表演的激情，按照看客的庸俗需求，进行身体表演和欲望表演，但不是文学表演，自90年代女性文学，到网络文学普及的今天，一直很难有较大突破。
盛可以的作品是一次划时代的突破。盛可以用独特的心理体验，辛辣而有质感的文字，大胆而暴虐地撕碎男权的外衣，流畅地把女性主义文学和纯文学协调在一起。盛可以的系列小说是中国女权文学的宣言，目前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
抛弃本真的虚伪写作
当代一些女作家自己把女权文学搞得乱七八糟，把女权被文学等同于色情文学，甚至把女权文学和嫁不出去联系在一起，因此，女权文学不能有效传达出正能量。女权文学遭到女性作家的抵制，张洁、张抗抗、王安忆等人公开否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张洁曾经说过，女性是人，不是性，张抗抗表示，好作家部分男女。关于女权文学，徐坤有一句话概括的非常准确，她在1996年说过，女性文学，说到底，无非就是争得一份说话的权利。
被妖魔化的女权文学不但歇斯底里，而且青面獠牙，面目可憎。没有女作家心悦诚服地说她写的是女权文学。更多女作家在刻意遮蔽女性特征，倡导所谓中性写作。铁凝曾经说，我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觉或者叫做“第三性”视觉，这样的视觉有助于我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况……“第三性”视觉是否存在？即使存在，被强行植入，是否自然？
到了今天，我读到很多女作家的作品，她们在刻意遮蔽自己的性别，用男性的视觉叙事，或者模仿男性的口吻叙事。且不说却有东效西频的蹩脚感，这种作品给文学带来的不是革新，去掉胭脂气的面貌不是回归本真面貌，而是用男性气质化妆文学，读起来，会舒畅吗？这是女权文学被妖魔化后带来的直接的副产品。
女性作家天生的敏感气质比男性浓烈，一方面她们提倡好作家不分男女，一方面反对男作家写战争，女作家写生孩子。但是，在文学实践中，却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女性作家具有强烈的自审意识，她们比较清晰发现自身与生俱来的性别弱点，在文学叙事方式模拟上，以为对男性作家的模仿就是回归经典，相似程度越高，文学的成就越高。
这是21世纪女权文学抛弃本真的虚伪写作，可以说，这种虚伪写作一直支撑着女性写作的舞台。不管文学叙事外在形式采用什么形式遮蔽，但女性的潜意识能避得开吗？试图遮蔽的程度越高，那么，虚伪叙事的程度就越高。
在我看来，女权文学首先不是一场针对政治和男性的战争，女权文学并不是后天的，而是女作家与生俱来的，女权立场贯穿女作家写作始终，如果一个作家写作的时候，连性别意识都遮蔽了，你能指望她能写出多少流传后世的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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