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旱灾是“义和团运动”的主因
摘要：国家旅游地理1月25日 1900年5月21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曾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一封信中说：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的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更迅速的恢复平靖。 很奇怪的是，庚子年北方各省的自然灾害与往年以涝
国家旅游地理1月25日 1900年5月21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曾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一封信中说：“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的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更迅速的恢复平靖”。
很奇怪的是，庚子年北方各省的自然灾害与往年以涝为主的态势相反，这次是普遍而严重的干旱，譬如当时直隶的旱情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天至冬，未得下雨，汗
春麦未种，……直隶三省未下透雨”。北方的这次旱灾蔓延甚广，除了山东与直隶外，山西、河南与陕西等地也饱受干旱之苦。在很多地方的县志中，当年都有“春夏大旱”，“十室九空”，“晚禾尽萎，大饥”的记载。由此，历史上描述旱灾“赤地千里、“易子而食”的悲惨画面再次出现，其记载令人不忍卒读。
从心理学意义上说，旱灾被水灾更加的可怕。一般来说，水灾有时间限定性，暴雨不可能一直持续，只要大水退去后，灾民即可回到家园重新恢复生活，而且洪水带来的淤泥还能增加土地的肥沃度，有利于提高作物的产量。再者，水灾造成的焦虑情绪往往可以通过追究渎职的水利官员得以宣泄，也可以通过疏浚河道、加高河堤等措施来恢复农业生产的信心。换句话说，水灾是一目了然的，但旱灾就不一样了。
旱灾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压力，往往在于它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带有持续性的、渐进式的苦难和折磨。水灾一旦发生，它便已经成为一个过去的事情，人们大体上可以确定它的结束日期并规划灾后的生活，但旱灾的不确定性则让人充满焦虑而无法产生预期。正如柯文在《历史三调》中说的：“旱灾持续的时间越长，这样的问题就越急迫：什么时候下雨？干旱什么时候结束？它会结束吗？简言之，水灾形成后，人们最关注的是已发生之事，而旱灾形成后，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尚未发生之事。可以说，旱灾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压力更大”。
从中国传统的灾荒观来看，旱灾往往被解释为得罪了上天（玉皇大帝），因此皇帝和官员们往往会举行庄严的祈雨仪式，祈求上苍原谅，赐以甘霖。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祈雨活动都会得到回报，譬如庚子年的干旱就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缓解。
干旱使得直隶、山东等地的农民无所事事，义和拳也由此得以蔓延。据《天津政俗沿革记》中记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山东义和拳其术流入天津，初犹不敢滋事，惟习拳者日众。二月，无雨，谣言益多，痛诋洋人，仇杀教民之语日有所闻。习拳者益众。三月，仍无雨，瘟气流行。拳匪趁势造言，云：‘扫平洋人，自然得雨’。四月，仍无雨。各处拳匪渐有立坛者”。
最为巧妙的是，义和拳宣扬的“反教”观念正好为缓解干旱带来的焦虑烦躁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口，这便是义和拳揭帖中反复强调的，当时北方久旱不雨，原因是“洋人得罪了老天爷”，所谓“天无雨，地焦干，只因鬼子止住天”，“天久不雨，皆由上天震怒洋教所致”，只有“扫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期”。
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群众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那些教条，具有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的力量”。中国有句老话叫“天怒人怨”，在人的能力范围之内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寻找一个替罪羊便显得十分必要了。洋人、洋教与中国传统及文化的格格不入，正好为“天庭震怒”找到了原因。
洋人洋教（及其背后的教民乃至一切与洋务相关的事务如铁道、电报、洋行等）得罪了老天爷，这个观念是不容怀疑的，因为从逻辑上说，假如是洋人洋教得罪了天庭导致干旱，那普降甘霖又证明了他们的无辜。正如时人王照在《行脚山东记》中说的，当德国人在山东修建铁路时，当地人“喧传凡铁路所经若干里内，禾稼皆死”，于是“齐向洋人拼命”，但“他日见禾稼不死，即为悦服洋人之日矣。”
事实上，当年六月，直隶、山东交界一带下了一场透雨，附近一带的义和拳便纷纷回籍，某佚名士大夫即记载说：“团即返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地区都像直隶、山东交界一带那么幸运，直隶北部等地区的旱情就一直没有得到缓解，而这也是造成庚子年那场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那些在华传教士也在不停的祈求上帝赐予人们一场大雨，某传教士在信中说：“拳民们威胁要抢劫并杀害传教士和教民，……人民无所事事，只谈论如何杀洋人和教民……形势越来越险恶，如果一直不下雨，什么样的暴力事件都可能发生，我们知道，如果上帝愿意，他会普降甘霖来解救我们。”另一个传教士也说：“雨水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安全，正是由于久旱无雨，他们才在这里闹事，并不是因为义和团……他们本来都是安分守己的人，但他们现在被饥饿折磨得绝望了。”
很奇怪的是，庚子年北方各省的自然灾害与往年以涝为主的态势相反，这次是普遍而严重的干旱，譬如当时直隶的旱情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天至冬，未得下雨，汗
春麦未种，……直隶三省未下透雨”。北方的这次旱灾蔓延甚广，除了山东与直隶外，山西、河南与陕西等地也饱受干旱之苦。在很多地方的县志中，当年都有“春夏大旱”，“十室九空”，“晚禾尽萎，大饥”的记载。由此，历史上描述旱灾“赤地千里、“易子而食”的悲惨画面再次出现，其记载令人不忍卒读。
从心理学意义上说，旱灾被水灾更加的可怕。一般来说，水灾有时间限定性，暴雨不可能一直持续，只要大水退去后，灾民即可回到家园重新恢复生活，而且洪水带来的淤泥还能增加土地的肥沃度，有利于提高作物的产量。再者，水灾造成的焦虑情绪往往可以通过追究渎职的水利官员得以宣泄，也可以通过疏浚河道、加高河堤等措施来恢复农业生产的信心。换句话说，水灾是一目了然的，但旱灾就不一样了。
旱灾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压力，往往在于它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带有持续性的、渐进式的苦难和折磨。水灾一旦发生，它便已经成为一个过去的事情，人们大体上可以确定它的结束日期并规划灾后的生活，但旱灾的不确定性则让人充满焦虑而无法产生预期。正如柯文在《历史三调》中说的：“旱灾持续的时间越长，这样的问题就越急迫：什么时候下雨？干旱什么时候结束？它会结束吗？简言之，水灾形成后，人们最关注的是已发生之事，而旱灾形成后，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尚未发生之事。可以说，旱灾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压力更大”。
从中国传统的灾荒观来看，旱灾往往被解释为得罪了上天（玉皇大帝），因此皇帝和官员们往往会举行庄严的祈雨仪式，祈求上苍原谅，赐以甘霖。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祈雨活动都会得到回报，譬如庚子年的干旱就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缓解。
干旱使得直隶、山东等地的农民无所事事，义和拳也由此得以蔓延。据《天津政俗沿革记》中记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山东义和拳其术流入天津，初犹不敢滋事，惟习拳者日众。二月，无雨，谣言益多，痛诋洋人，仇杀教民之语日有所闻。习拳者益众。三月，仍无雨，瘟气流行。拳匪趁势造言，云：‘扫平洋人，自然得雨’。四月，仍无雨。各处拳匪渐有立坛者”。
最为巧妙的是，义和拳宣扬的“反教”观念正好为缓解干旱带来的焦虑烦躁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口，这便是义和拳揭帖中反复强调的，当时北方久旱不雨，原因是“洋人得罪了老天爷”，所谓“天无雨，地焦干，只因鬼子止住天”，“天久不雨，皆由上天震怒洋教所致”，只有“扫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期”。
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群众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那些教条，具有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的力量”。中国有句老话叫“天怒人怨”，在人的能力范围之内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寻找一个替罪羊便显得十分必要了。洋人、洋教与中国传统及文化的格格不入，正好为“天庭震怒”找到了原因。
洋人洋教（及其背后的教民乃至一切与洋务相关的事务如铁道、电报、洋行等）得罪了老天爷，这个观念是不容怀疑的，因为从逻辑上说，假如是洋人洋教得罪了天庭导致干旱，那普降甘霖又证明了他们的无辜。正如时人王照在《行脚山东记》中说的，当德国人在山东修建铁路时，当地人“喧传凡铁路所经若干里内，禾稼皆死”，于是“齐向洋人拼命”，但“他日见禾稼不死，即为悦服洋人之日矣。”
事实上，当年六月，直隶、山东交界一带下了一场透雨，附近一带的义和拳便纷纷回籍，某佚名士大夫即记载说：“团即返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地区都像直隶、山东交界一带那么幸运，直隶北部等地区的旱情就一直没有得到缓解，而这也是造成庚子年那场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那些在华传教士也在不停的祈求上帝赐予人们一场大雨，某传教士在信中说：“拳民们威胁要抢劫并杀害传教士和教民，……人民无所事事，只谈论如何杀洋人和教民……形势越来越险恶，如果一直不下雨，什么样的暴力事件都可能发生，我们知道，如果上帝愿意，他会普降甘霖来解救我们。”另一个传教士也说：“雨水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安全，正是由于久旱无雨，他们才在这里闹事，并不是因为义和团……他们本来都是安分守己的人，但他们现在被饥饿折磨得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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