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给皇上添个座儿吧”

    国家旅游地理1月24日  翻检史书，在悠长的封建专制时代，有一个奇特的“艺人讽事”传统。艺人老孟（优孟），见楚庄王要以葬大夫之礼葬爱马，跑到王宫大哭，说规格还是太低了，得以人君之礼搞国葬才能让天下知你“贱人而贵马”，庄王听出了言外之意，放弃了疯狂的念头；艺人申渐高，面对南唐皇帝“为何京外下雨京师不下雨”之问，答曰“雨怕抽税不肯进城”，皇帝闻之开始减税计划；艺人老旃（优旃）见秦始皇要大兴土木建花园，假装煽风点火建议最好搞个开放式动物园，弄点麋鹿将来抵抗侵袭，秦始皇停止园林计划重视起国防；名丑刘赶三，演完皇帝戏在老妖婆子慈禧面前一站，调侃太后身后的光绪“别看我唱戏做皇帝，好歹还有个座儿”，言外之意老慈禧太欺负皇帝，从不心慈手软的老慈禧竟也没生气，“那就给皇上添个座儿吧”。

    帝王们一言九鼎，心情不好了就要发飙杀人，大臣将相们提意见搞讽谏动辄凶多吉少，反倒是一些优伶（演员）的讽谏，能被帝王们接受，不但很少杀头，而且常常闻过则改，这倒真也是一件怪事儿。作家李敖在《为自由招魂》一书中将其总结为“艺人式开玩笑的自由”，认为是帝王们还没有丧失幽默感的表现，我倒是觉得，这和幽默感没多大关系，反倒跟“优越感”有关系：帝王带着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警惕心少了一些，观赏心多一点，有些话反倒听得进去；即便不高兴，也不好跟一个已经属于社会最底层的优伶一般见识，见戏子会演戏，为了表现自己的宽容，也不好表现的睚眦必报。如此默契的传统，其实蛮不错的。

    时代不同了，优伶、戏子都没了，统统都是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地位大大上升，走到哪里星光闪耀，讲相声、唱红歌也能混上“将军”当当，按照官方的字眼，艺人确实遇上了“史上最佳时期”。可我觉得吧，千变万变，批判社会、讽喻时事的传统，最好不要搞丢了，因为有思考能力、有讽喻精神、有担当勇气的艺人，才是最有魅力的。优孟、优旃、申渐高、刘赶三，要是没有讽事之举，能在浩瀚的青史留名？谁知道你演了什么戏，谁把你当棵葱呢？这话还不只适用于演戏唱歌的，还适用于所有的“文艺工作者”。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网上好些人讨论先生抄写讲话、书展退场等举动是否涉嫌风骨不够，这事儿本身有问题，文学的归文学，希望所有人都有“斗士精神”并不合适，更何况作家的战斗工具是作品，没读过莫言小说的人瞎说其没风骨本就荒唐。但这种讨论本身就很有意思：在一个讽事传统式微的时代，大家有点过分饥渴了。

    早些年牛群还能说说“领导冒号”、冯巩讲讲《小偷公司》，挖苦挖苦官僚主义；马季演演“宇宙香烟”、姜昆叨叨“楼道奇遇”，讽刺一些社会风气……这些东西现在还天天在电视上播放，就是因为有一种讽事的灵魂。搞掉了魂儿之后，打开电视，看看当下很多新创作的相声、小品，哪还有一点讽事批判的精气神儿？挖苦弱势群体个顶个的能，比如说那个表演艺术家、小品王赵本山，在春晚上动辄拿脑血栓后遗症、老年痴呆等做笑料，甚至屡屡以能忽悠为英雄，这种做派跑到美国遭遇嘘声一片，在咱这反倒占据荧屏、连连捧奖。另一方面，躲是非时事、避社会现实，也个顶个的聪明，拿着无聊当有趣，低水平煽情煽的让观众都觉得不好意思，完全没有了社会思考能力，好像只有演演老公疼老婆、老婆疼老公、邻居有情、朋友有爱才是和谐旋律的全部，一来二去，竟然以此视为表演使命，犹如玻璃罩下的跳蚤，以能躲避瓶顶碰撞为智慧，以权力高兴为能事儿，越跳越低，离讽事传统越来越远。

    艺人表达的空间从来都是越大则越大，越小则越小。即便秦始皇、老慈禧那样的专制帝王时代，肯于担当的优伶也是最美丽的，也是可以青史留名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公仆，其境界岂是封建时代的帝王所能比的，被批评批评，挖苦挖苦，嘲讽嘲讽，总归有助于头脑冷静，直面现实，最起码也能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咋也不至于如古代帝王一样，喜怒无常，不高兴了就要人命。如此境况下，地位越来越高的艺人，岂能挥刀自宫，自废武功，置网络与民间舆论对时弊之痛切、改革之急切、进步之心切于不顾，放大九个指头的歌舞升平犹如十一个指头，这种好人心态、迎合思维蔓延下去，居于强势地位的人就会自我麻痹，自以为是，最终自欺欺人，一个指头的问题谁都绕开走，最后就会引发整个手掌的溃烂。

    一个生动的社会，是需要以文艺触动社会思考的。文艺工作者的舞台担当多一些，表达的空间被撑得宽一些，舞台外老百姓的局促就会少一些，思考力就会壮一些，精气神也会昂扬一些，所以有风骨、有担当、有批判精神的艺人，常常是最美丽的，这样的作品，也是最有生命力的。最近2013年央视春晚小组又开始行动了，不知道这个辐射全国的风向标，能不能通过语言类节目，向社会彰显一些担当的风向标。文艺就是唱唱歌跳跳舞，文艺绝不仅仅是唱唱歌跳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