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三兄弟

    国家旅游地理1月22日  中国自近代以来，饱受西方奴役之苦。在反对外来侵略中，涌现了一批可歌可泣的英雄式的任务。当然，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的民族中间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一些蛀虫。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自己做出了什么样的人生选择，就会相应的有不同的人生轨迹。

    在中国近代史上，周氏三兄弟在浩如烟海的近代名士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分别是老大周树人，老二周作人，老三周建人。他们兄弟三人出生在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今属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城内东昌坊口，人称“复盆桥周家”。

    根据他们祖父周福清晚年写的一本名为《恒训》的家训中可以看出，周家在清朝乾隆年间鼎盛一时，家有良田万余亩。但后因族群众多，加之所谓的洪杨革命（即太平天国运动）战乱，家道逐渐败落。不过在鲁迅幼年时期家里仍有水田四五十余亩，生计尚且不愁。

    他们兄弟三人的父亲名叫周凤仪，曾经中过会稽县的秀才，但以后的乡试均未通过。周凤仪由其继母抚养长大，因为其生母早逝。但是其继母对待他以及他的三个孩子都很好。

    兄弟三人出生年月彼此相差都不是很大，老大周树人即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字豫才。老二周作人生于1885年1月16日，字星杓。老三周建人生于1888年11月11日，字乔峰。三人均是出生在清光绪年间。也都有过改名的经历。老大原名周樟寿，后改为树人。老二原名周櫆寿（又作“奎绶”），后来改名周作人。老三原名周松寿，后来改名为建人。

    老大树人和老二作人还都先后就读过当地的私塾，即后来众所周知的三味书屋。经历过家庭变故后兄弟二人又先后就读了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和南京路矿学堂上，不久兄弟二人又东渡日本，留下周建人一个人在家里侍奉母亲。本来，周建人求学是十分心切的，也曾经有机会到南京去读书。但看到母亲孤苦一人在家，心里实在不忍，终于没有再出去上学，日后依靠自学成材。

    周树人和周作人到日本留学一开始都不是学的文学，老大学的是医学，老二学的是土木工程。在日本期间，兄弟二人翻译出版了著名的《域外小说集》一、二部分，这两部译作以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主，也包括王尔德等名家名作，但初版只卖出20多本。除此之外兄弟二人还和许寿裳、钱玄同等人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习《说文解字》，并相互结下深厚的友谊。

    而此时的周作人在老家任绍兴僧立小学教师、校长，这期间刻苦自学，钻研植物生物学科，撰成《会稽山采物记》等。1909年，大哥周树人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周作人也从日本回来了，他不是一个人，还带回一个叫做羽太信子的日本媳妇。羽太信子是原来周作人居所处的女佣，他们在那里相识相爱。同样是在这一年，历史上著名的辛亥革命爆发了。

    归国后的周作人先后在家乡浙江的教育部门和高中做过一些差事，后又辗转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任职，先是在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同年的5月份，老大周树人在《新青年》杂志上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了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篇文章奠定了新文化运动（1919），推进了现代文学的发展，也使得鲁迅开始声名鹊起。

    周作人也在任职期间广泛参加社会活动，兄弟二人都给《新青年》杂志写稿，周作人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名噪一时。1919年，周建人也来到了北京并与次年入北京大学旁听攻读哲学。开始时兄弟三人都居住在八道湾，后来由于周作人的一些原因开始兄弟不合阋于墙。最后以大哥周树人和三弟周建人搬离为结局。

    之后的鲁迅一直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杂文抨击了黑暗的吃人社会，以及国人的劣根性。树敌颇多，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建国以后，毛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并为鲁迅题写新的墓碑。

    而周作人在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北大“留平四教授”之一，不顾国人和友人的反对，先是出席日本人纠集一帮伪政权人士举办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后来又在为北京大学担任职务，后来进一步成为高级汉奸，做了伪教育总署督办。广受大批仁人志士的诟病和唾弃。

    抗日战争胜利后，被国民党当局判刑关进监狱，后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被幸运的释放了出来。建国后生活一般，但也过了几天舒服的日子。反右斗争开始后不久便被批斗，文革开始后，1966年8月2日，惨遭红卫兵查封家，并遭到皮带、棍子抽打。其后周作人两次写了短文让儿媳张菼芳交给当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解手时突然发病去世，享年82岁。

    三弟周建人一直关注社会民生，为民发声。与此同时，他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支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组织进步团体，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大革命失败后，常为鲁迅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担任通讯联络和掩护工作。日子过的相当清苦，与当时在伪政权任职的二哥相比，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

    抗日战争时期，周建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同进步文化界人士一起，多次签名发表反对国民党投降政策的救亡宣言。在上海他还和文化教育界爱国知识分子中组织马列主义读书会，团结进步人士坚持民族解放斗争。

    国共内战时期，周建人与共产党站在统一战线，不惧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争取民主自由。建国以后，作为民主党派人士，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浙江省省长等职。

    即使在文革期间，对政治风向把握较准的周建人依然没有受到影响。文革前后都是高官显爵，衣食无忧。先后还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和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和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并且在1981年全国政协的春节茶话会上与邓小平互致问候。1984年周建人在北京因病逝世。

    文革时期的周作人和周建人的生活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和当年日战争时期的境遇换了个个。不同的还不仅仅是生活境遇，更重要的是在后人中的名声，以及在史册上的评价。

    周氏三兄弟有着相同的家境，周树人和周作人又有着相似的教育背景。然而却因为价值选择上的差别，人生的轨迹也走向不同。兄弟三人的迥异的人生道路，也恰恰是中华民族近百年的缩影，也是那个年代不同价值取向一类人的代表。或许这正是人生选择的重要性所在之处，也是迷人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