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应当向领受诺奖的莫言致敬

　　国家旅游地理1月20日北京时间11日凌晨，莫言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里接过诺贝尔文学奖证书、奖章和奖金支票，现在掌声雷动，乐队奏响《阿拉丁组曲之中国舞曲》。这是一个全体中国人应当向莫言表达敬意的时刻。而在国内，有人打着所谓“民间社会”的旗号，按照一种想像的所谓“诺贝尔伦理”，对莫言展开猛烈抨击。

　　莫言获诺贝尔奖了，这是对其文学成就的一种肯定，但他身上有没有值得质疑、批评与批判的东西呢？自然是有，人们完全可以质疑、批评与批判。但我们不能抹煞莫言的文学成就，尤其是在他领奖的时候，这是一个肯定与赞美的时刻。质疑与批判有的是时间，但急急忙忙地发动抨击，等于是闹场。

　　既然瑞典文学院把诺奖授予莫言，就意味着莫言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打动了他们，这代表了中国文学的影响力。现场奏响的《阿拉丁组曲之中国舞曲》，隐喻着西方对中国的诸多想像，有美好的，或许也有不美好的，其中的意味是难以言传的。而莫言以他的文学作品回应了西方对中国的想像，这种回应受到诺奖的肯定，而作家莫言为西方所接纳。莫言的成功，多少也算中国人的成就。

　　把莫言置于一个较长历史时期来看，我们可以了解莫言获得诺奖的意义。欧洲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大致始于18世纪伏尔泰等人对元杂剧《赵氏孤儿》的翻译、改编与上演，这个剧本当时轰动欧洲，激发了西方对中国的美好想像。此后两三百年间，欧洲把中国描述成一个野蛮、愚昧、肮脏的国度，对中国文化自然充满鄙夷不屑。而莫言跨越200多年的历史断层，以他的文学作品接续前缘。

　　有些人无视莫言的文学成就，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政治标准审查作家，把他说得一无是处。他们杜撰了一种所谓的“诺贝尔伦理”，“要求受奖作品能深刻地表达普世价值的信念”，说穿了就是政治上站队。说“诺贝尔伦理”是中国人杜撰的，是因为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及其作品中，根本就看不出这么一种“诺贝尔伦理”。读法国诗人圣琼·佩斯、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的诗作，其中多的是风花雪月，这也是一种“普世价值”，却与政治无关。法国作家纪德、加缪的作品充满哲学意味，也无关政治。甚至美国作家海明威书写战争，也极少刻意的政治表达。用一种无中生有的“诺贝尔伦理”贬低莫言，一是无知，二是自以为是。

　　当代中国处于一个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转型期，人们普遍期待政治革新，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历史课题。人们有权利用文艺形式进行政治表达，但把政治标准强加给文学和其他艺术形式，肯定是错误的。很多人放弃文学的审美价值，醉心于其政治功能，实际上是人的艺术审美权利的异化。有些人对小说并没有多大兴趣，却总爱拿极端枯燥乏味的《1984》说事，这种文学趣味本质上是病态的。也许正是社会扭曲了人，但自己趣味特别可以，不可把个人趣味强加于人，更不能要求所有文学家都写《1984》。

　　对于莫言，争议没什么不可以，但最高判断标准还是文学价值。像屈原、李白、苏东坡，现在也有人依现代价值进行“重新审视”，结果把他们批得体无完肤，但多数中国人还是喜欢他们。文学成就不是莫言的批判豁免状，但在一种对文学的漠视与无知中贬低莫言，那其实是对文学与作家的意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