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启示

国家旅游地理1月20日半年多前朋友推荐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找了商务印书馆的版，翻译达雅不足，读来略显生涩。明年会有钟书峰译版面世，读了几页样书，感觉比商务版通顺。

美国革命的纲领性文件《独立宣言》产生于1776年，法国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产生于1789年。德国学者耶利内克写了一本《人权宣言研究》，探两者之间的关系，他写道：“1789年的原则实际上来源于1776年的原则”，这就是说，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实际上来源于美国革命。两者同源，但从过程到结果却迥异：美国人以极小的代价建立了法国人孟德斯鸠构思出来的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架构；而法国革命不仅过程之血腥是有目共睹的，结果的缺憾也是明显的——推翻了君主，却建立了与民主体制背道而驰的新独裁，从雅各宾党人以人民的名义的独裁到拿破仑的军事独裁无不如此。为什么这两者会同源而异果呢？

美国革命是基督教新教徒的革命，《独立宣言》前言开宗明义：“我等之见解为，下述真理不证自明：凡人生而平等，秉造物者之赐，拥诸无可转让之权利，包含生命权、自由权、与追寻幸福之权”。由此可见，美国人把造物者——上帝对世人的爱作为一切权利的来源和基础。他们主张人权神授，是一种神本主义。

而法国革命则自始至终表现出强烈的反宗教的倾向，表现出强烈的世俗化特征。从卢梭、伏尔泰对基督教和上帝的批判，到狄德罗为代表的法国百科全书派唯物主义无神论者登场，无不体现这种倾向。发源于英国的启蒙主义，本来由虔诚的基督徒洛克发起，传到欧洲大陆，也变成了反宗教的世俗主义和人本主义。这就构成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文化价值观上的最大区别：一个是神本主义，一个是人本主义。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写道：“所有的宗教信仰普遍威信扫地，这对于整个法国无疑起了最大的影响；它构成了法国革命的特点。人们把法国革命看成面目可憎，主要是从这里得来的印象”。“非宗教当时却造成了巨大的公害”。

我们知道西方文明的两大支柱是：一个是上帝信仰，一个是契约精神，分别构成自律和他律体系。如果追根溯源，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基础，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什么自由民主都可以看成是从这个结论中推出来的。站在纯契约的角度看，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基于上帝与人之间的契约，而法律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比前者要低一个层次。他律与自律相辅相成，社会才会有自我纠错、自我修复的能力，才会有免疫力，不至于一点感染就要命，一个伤口就归西。法国革命推翻了上帝信仰，就缺了一大支柱。

法国式启蒙主义中的理性主义抛弃了神，却很容易迅速完成异化三部曲：从抛弃神到崇拜理性，再从崇拜理性到人的自我崇拜。造就了新的不是神的“神”——人，像拿破仑那样。这种倾向还可能会演变出更可怕的恶果，比如尼采的超人哲学就成为纳粹的思想基础，造就出希特勒这个“人神”，给德国和世界带来灾难。

今天的法国政治，经过二战后美国人的影响，130亿美元的马歇尔计划帮助二战后欧洲重建，也影响了二战后欧洲国家的政治改革，并奠定了欧共体和后来欧洲一体化的基础。而法国的政治改革在这个背景下直到始于1946年的第四共和国才真正具备现代民主政治格局，到1958年第五共和国时期定型。

任何社会都是由不同层面的子系统构成的系统。这个系统从里到外包含四个必不可少的子系统（层面）：文化（包括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价值观）、社会（包括伦理）、政治、经济。什么主义、体制云云，只不过是在政治的层面，离核心尚远。

托克维尔对此看得很清楚。与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法国革命的反思截然不同的是，他在《美国的民主》中把美国的强盛直截了当地归功于美国人的信仰，他说：“我竭力寻找美国得以伟大和充满天赋的原因，我到它的海港中去寻找，我到它肥沃的土地和无边无际的森林中去寻找，也到他丰富的矿产资源中和巨大的世界商业帝国里去寻找，我到它的公立学校制度和各种学习机构中去寻找。我也到他民主的国会和举世无双的宪法中寻找。我都没有找到答案。直到我走进美国的教堂并听到布道讲台上散发出来的公义和激情的光芒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美国的天赋和力量的秘密。”

结论：对一个国家来说核心的文化价值观才是最重要的。否则推翻一个旧的制度并不能改变什么，换汤而不换药，城头变幻大王旗，依旧轮回。这应该是我们从法国大革命中应该得到的经验教训，也正是托克维尔写《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深层原因和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