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旅游地理1月20日日前，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出席了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对于莫言此行，除了着装这样的八卦新闻以外，引发最广泛关注的是莫言在典礼上的发言会讲些什么。这不仅仅因为莫言是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大陆第一位获得此项殊荣的作家，也因为中国与人文类诺贝尔奖之间长期存在的微妙的内在紧张关系。
本来，一些海外舆论（特别是在港台的部分媒体和文化人中）对于诺贝尔奖授予莫言这样一位仅有小学文化程度，从中国穷苦农村走出的农民子弟，一位曾经的解放军军官，中国共产党员和在西方媒体眼中具有官方色彩的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就颇有微词。而另一些人则显然希望这位红色中国走出的作家，也能和一些原苏联的获奖者一样，成为批判本国政府和制度的异见先锋和公知代表。然而，莫言的发言却让这些人大失所望。香港媒体评论员梁文道认为莫言回避批评大陆的文化审查制度显得“很低级”，另一位香港作家梁伟棠更直言其讲话的价值观“很可怕”，还有一些港台媒体也摆出一副西方价值观二手教师爷的面孔，对莫言的演讲指手划脚，什么“又臭又长”“像个絮絮叨叨的老太太”，“没有情怀”，“苦难并不是文学，母亲并非信仰。”那么，莫言在演讲中讲了些什么，让一些人如此气急败坏呢？
莫言在12月8日凌晨发表的获奖演讲的主题是“讲故事的人”。在这篇演讲中，莫言回顾了自己的成长历程和文学之路，以及自己对于文学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对母亲的回忆。莫言坦承自己的文学创作曾受到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启发，但是他也强调自己的创作灵感更多地源于包括上自蒲松龄下至说书艺人的深厚的乡土文化传统。
正如其演讲主题，莫言将自己定位于一位“讲故事的人”。他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文学家当然有自己的一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但是莫言认为好的文学远远高于政治：“文学发端于事件但要超越事件的关键在于，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字，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
莫言的演讲几乎通篇都在讲自己的故事，其中最后讲到的三个故事给人的印象很深。
第一个故事讲到他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所在的班级参加一个忆苦思甜的活动，为了装出深受感动的样子，他自己拼命地挤眼泪，并且向老师举报了一位不哭的同学，导致这位同学受到处分。多年以后他找到当年的老师，表达了对于这次告密的忏悔。而那位老师却告诉他，其实当年的告密者远不止他一人，而是全班有十几位。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他年轻时在部队中的一个经历。有一天晚上，他一人在宿舍看书，一位老首长推门向他对面看了一眼说道：“没人啊”。当时，年轻军官莫言当即反驳了一句“我不是人吗？”让那位首长很是尴尬。事后他为自己的勇敢表现非常得意，而现在却觉得非常内疚。
第三个故事是听他爷爷讲给他的：在一个风雨大作的夜里，有八个人在庙里避雨，雨越下越大，让人害怕，有人说这是老天要惩罚有罪的人，谁有罪谁应该出庙接受惩罚，免得让好人受累。结果当然是谁都不承认有罪，于是又有人提议大家向外扔草帽，谁的草帽被吹出庙门，谁就是有罪的人。结果，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刮出了门外，但那个人仍然不愿意出去，于是另外七个人合力把他扔出庙宇，但就在这时庙塌了，把七个人埋在里面。
这三个故事，情节很简单，但却意味深长。这其中当然有对历史的反思，有对现实的批判，但似乎又不止于此，更有对社会，对人性的揭示。比如有人听到这些故事，会想起“多数人的暴政”，有人则会想起人与人沟通的艰难，还有人会想到因与果，罪与罚，真相与忏悔…… 对于第一个故事，莫言总结说：“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对于第二个故事，也许我们可以说：“应该允许人们自说自话。”而对第三个故事，更是可以有许多解读，它好象说的是政治，但又不全是，好象说的是道德，但也好象不全是。
恐怕，讲这样的故事就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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