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的罗生门
摘要：国家旅游地理1月19日 这两个叙述人都是把自己当时跟老舍的一个亲密接触向我描述，我们叫他A和B。 A跟我讲：我看老舍先生坐在办公室里，也挺寂寞，到中午了，他得吃饭呀！我就过去问他：「您吃了吗？」「没吃
国家旅游地理1月19日这两个叙述人都是把自己当时跟老舍的一个亲密接触向我描述，我们叫他A和B。
A跟我讲：我看老舍先生坐在办公室里，也挺寂寞，到中午了，他得吃饭呀！我就过去问他：「您吃了吗？」「没吃！」「那好，你跟我出去吃饭。」于是我们就到文联附近的一个晋风削面馆，我请老舍先生吃了一碗山西刀削面。你看，这样的叙述是活生生的，是让你不得不信的，因为是当事人在跟你讲，他当时请老舍先生吃了饭。
但是B告诉我，这顿饭是他请的，不是A请的，也不是吃的山西刀削面，是到了另一家面铺吃的饼。老舍先生那顿中午饭到底是跟谁吃的？吃了什么？我们不知道。
再说下一个细节。老舍先生到文联来，他穿了什么？说的不一样。A说是白衬衫，B说是灰衬衫，C说外面还有一件外套。从前几年——2006还是2005——回忆起过去的事情，我在此时此刻都不能把这时间凭我的记忆确定在哪一年了，因为我没有去查，大概是05或者06（注：后经查证是2005年），在北京的八宝山，把老舍先生没有骨灰的一个骨灰盒、同他夫人火化以后的骨灰，葬在一个墓穴里。八宝山的这幕老舍与夫人的合墓，是老舍之子舒乙先生设计的。老舍先生的骨灰盒里，有一副眼镜儿、一枝钢笔——钢笔代表他写作，眼镜儿——他是一个作家，眼睛不好；还有一件血衣的残片，这件血衣是白色的，白衬衫。这个就是证物了，那天我在现场。你们看，我在跟你们讲述这个口述史的时候，我又成了当事人，在讲我那天在那墓地现场的所见，也就是说，我是一个目击者、我是一个见证人、我是一个亲历者在此时向你们描述那天的事情，我是用我的眼睛看见的。
或许你们也会问：「你眼睛看见的就一定是真实的吗？」也可能有不真实的，因为可能在那个现场有我眼睛所没有看到的。但是我看到的，那可能是我认为的最主要、最有说服力的一个细节，因为我特别关注那个细节——白衬衫。那么好了，很简单，那个穿外套、穿灰衬衫的说法大概就不存在了。
接下来，顺着1966年“八二三”的这个脉络一直往下走，衬衫完了，就要架上卡车到孔庙围着那个火堆，那时那里已经有很多人，是一个群体的事件了，不再是老舍一个人了。这些围着火堆的人，关于他们是怎样围着火堆，叙述又不一样啦！我在讲这个“带引号的历史叙述”的时候，也就是在用嘴说历史的时候，我可以讲，这些人是被押到了孔庙，中间支起了火，在烧一些戏装，“破四旧”嘛。这是一个历史的描述或者叫叙述，是没有细节的。但注意，这个描述是历史，并非不是历史。如果要往里加细节，这细节就会使历史变得生动具体和鲜活。怎么生动、具体和鲜活呢？就是这些人围着火堆，要把“怎么围”写到历史里，就具体实在了，并且有了深邃的意味。但你怎么得到关于围火堆的叙述呢？来自于这些亲历者回忆的口述或描述。可是人的回忆靠得住吗？又不一定！于是，在关于怎么围火堆上，再次出现了版本的不一样，有的说他们是围着火堆站了一圈儿，有红卫兵拿着皮带，拿着木棍儿在后面讯问他们、拷问他们——你们在文联当什么官儿、挣多少钱呀，官越大、挣钱越多的，挨打越厉害；还有一种版本，讲他们是被迫跪成一圈儿，围着这个火堆；又有一个说法，说他们是五体投地的姿势趴了一圈儿。到底是哪个？我也不知道，因为那个现场我不在，是凭着叙述人的记忆和回忆建构起来的这样一个过去的历史的空间。
紧接着又发生了“从细节透出本质”的事件，即老舍的挨打。老舍是文联主席，是这些人里职务最高的，工资拿的也最高，于是他挨打最厉害，头被打破了，于是有人用唱戏的那个白色水袖——因为在烧戏装嘛！戏装里有那种白色的水袖！有人撕了水袖给他缠在头上，做了一个简单的包扎。老舍的身分和地位似乎决定了他不能够被打死在当时的那个历史现场，于是又出现了保护者。而这种保护是一种主动的、善意的要保护老舍，还是在当时的特定情形下，不得已被动的要施加保护？这又是有分别的。还有一个分别就是，当时有意保护老舍的人，他是在那个时候有意、还是在这个事件过去了三十年以后，在今天往回叙述的时候说自己是有意？这又是一个分别。但是对于那个历史，我们可以这么描述：老舍挨打了、头破了、裹上缠水袖儿了，有人出来说老舍是主席，他的影响很大，不能把他打死在这儿，我们要赶紧把他送回去——送回文联。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老舍保护起来。若如此，这是一个保守的、被动的保护，因为当时任何人也不能明确地表示说我站在老舍先生一边儿，你们那么打人不对！没有人敢！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在座的前辈朋友经历过文革的，肯定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情境。那么，那个时候可能就只能以这样的一种方式，一种软性的方式达到保护老舍的目的。老舍就这样又回到了文联……
A跟我讲：我看老舍先生坐在办公室里，也挺寂寞，到中午了，他得吃饭呀！我就过去问他：「您吃了吗？」「没吃！」「那好，你跟我出去吃饭。」于是我们就到文联附近的一个晋风削面馆，我请老舍先生吃了一碗山西刀削面。你看，这样的叙述是活生生的，是让你不得不信的，因为是当事人在跟你讲，他当时请老舍先生吃了饭。
但是B告诉我，这顿饭是他请的，不是A请的，也不是吃的山西刀削面，是到了另一家面铺吃的饼。老舍先生那顿中午饭到底是跟谁吃的？吃了什么？我们不知道。
再说下一个细节。老舍先生到文联来，他穿了什么？说的不一样。A说是白衬衫，B说是灰衬衫，C说外面还有一件外套。从前几年——2006还是2005——回忆起过去的事情，我在此时此刻都不能把这时间凭我的记忆确定在哪一年了，因为我没有去查，大概是05或者06（注：后经查证是2005年），在北京的八宝山，把老舍先生没有骨灰的一个骨灰盒、同他夫人火化以后的骨灰，葬在一个墓穴里。八宝山的这幕老舍与夫人的合墓，是老舍之子舒乙先生设计的。老舍先生的骨灰盒里，有一副眼镜儿、一枝钢笔——钢笔代表他写作，眼镜儿——他是一个作家，眼睛不好；还有一件血衣的残片，这件血衣是白色的，白衬衫。这个就是证物了，那天我在现场。你们看，我在跟你们讲述这个口述史的时候，我又成了当事人，在讲我那天在那墓地现场的所见，也就是说，我是一个目击者、我是一个见证人、我是一个亲历者在此时向你们描述那天的事情，我是用我的眼睛看见的。
或许你们也会问：「你眼睛看见的就一定是真实的吗？」也可能有不真实的，因为可能在那个现场有我眼睛所没有看到的。但是我看到的，那可能是我认为的最主要、最有说服力的一个细节，因为我特别关注那个细节——白衬衫。那么好了，很简单，那个穿外套、穿灰衬衫的说法大概就不存在了。
接下来，顺着1966年“八二三”的这个脉络一直往下走，衬衫完了，就要架上卡车到孔庙围着那个火堆，那时那里已经有很多人，是一个群体的事件了，不再是老舍一个人了。这些围着火堆的人，关于他们是怎样围着火堆，叙述又不一样啦！我在讲这个“带引号的历史叙述”的时候，也就是在用嘴说历史的时候，我可以讲，这些人是被押到了孔庙，中间支起了火，在烧一些戏装，“破四旧”嘛。这是一个历史的描述或者叫叙述，是没有细节的。但注意，这个描述是历史，并非不是历史。如果要往里加细节，这细节就会使历史变得生动具体和鲜活。怎么生动、具体和鲜活呢？就是这些人围着火堆，要把“怎么围”写到历史里，就具体实在了，并且有了深邃的意味。但你怎么得到关于围火堆的叙述呢？来自于这些亲历者回忆的口述或描述。可是人的回忆靠得住吗？又不一定！于是，在关于怎么围火堆上，再次出现了版本的不一样，有的说他们是围着火堆站了一圈儿，有红卫兵拿着皮带，拿着木棍儿在后面讯问他们、拷问他们——你们在文联当什么官儿、挣多少钱呀，官越大、挣钱越多的，挨打越厉害；还有一种版本，讲他们是被迫跪成一圈儿，围着这个火堆；又有一个说法，说他们是五体投地的姿势趴了一圈儿。到底是哪个？我也不知道，因为那个现场我不在，是凭着叙述人的记忆和回忆建构起来的这样一个过去的历史的空间。
紧接着又发生了“从细节透出本质”的事件，即老舍的挨打。老舍是文联主席，是这些人里职务最高的，工资拿的也最高，于是他挨打最厉害，头被打破了，于是有人用唱戏的那个白色水袖——因为在烧戏装嘛！戏装里有那种白色的水袖！有人撕了水袖给他缠在头上，做了一个简单的包扎。老舍的身分和地位似乎决定了他不能够被打死在当时的那个历史现场，于是又出现了保护者。而这种保护是一种主动的、善意的要保护老舍，还是在当时的特定情形下，不得已被动的要施加保护？这又是有分别的。还有一个分别就是，当时有意保护老舍的人，他是在那个时候有意、还是在这个事件过去了三十年以后，在今天往回叙述的时候说自己是有意？这又是一个分别。但是对于那个历史，我们可以这么描述：老舍挨打了、头破了、裹上缠水袖儿了，有人出来说老舍是主席，他的影响很大，不能把他打死在这儿，我们要赶紧把他送回去——送回文联。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老舍保护起来。若如此，这是一个保守的、被动的保护，因为当时任何人也不能明确地表示说我站在老舍先生一边儿，你们那么打人不对！没有人敢！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在座的前辈朋友经历过文革的，肯定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情境。那么，那个时候可能就只能以这样的一种方式，一种软性的方式达到保护老舍的目的。老舍就这样又回到了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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