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旅游地理1月19日首届（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法国诗人苏里·普吕多姆，由他来开这个头，破这个题，就不难看出瑞典科学院的衮衮诸公确实挑花了眼。当年，对这个初创的世界级文学奖，欧洲大陆的文学同行根本无从预见它的潜在价值，要公推人选，谁能望托翁（列夫·托尔斯泰）之项背？此外，还有哈代、易卜生、契诃夫和左拉等人也有望相继折桂。据说，法国诗人苏利·普吕多姆与几位朋友在沙龙聊天，谈到瑞典科学院要评定首届诺贝尔文学奖，大家都说托翁实至名归，肯定瓮中捉鳖，也有人开玩笑，称普吕多姆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听了这话，连普吕多姆本人都不以为然，他扮出一副鬼脸，耸耸肩，摊摊手，说：“诺贝尔发明了烈性炸药。颁给我诺贝尔文学奖金？‘砰’，你饶了我吧！”然而瑞典科学院却并没有要饶过他的意思，硬是让他中了“六合彩”头奖，成了首位横遭非议的可怜虫，尽管他的得奖评语好得出奇：“以表彰他的诗作，因为它们揭橥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完美的艺术造诣，以及心与智两种素质的珍贵结合。”
“获奖者为何不是列夫·托尔斯泰？”这个问题从此就像魔咒一样纠缠世人。
1901年，瑞典科学院常任秘书Ｃ·Ｄ·奥·威尔森在的《颁奖辞》中有个特别的说明：“……幸亏这项奖金是每年颁发一次，一位优秀的作家今年就算得不到，明年、后年甚至将来也仍有希望，只要他的成就值得奖赏。”莫非托翁不够优秀？不值得奖赏？既然瑞典科学院承认他秀出群伦，又为何不把诺贝尔文学奖金颁发给他？托翁于1910年去世，首届没给他也就罢了，为何此后的数届依然与他无缘？有人说：“你要是委屈一个人，就要将他一直委屈到死，你若中途改变主意，再向他示好，他也不会领情。”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屈才心法和手段，我不愿以这样的恶意去揣度当年那些评委老爷的隐衷。好在他们受迫于抗议的巨大声浪，于1902年公开发表了一份“答辩辞”，总算让我们觑见了评委会的思想立场。他们充分肯定托翁杰出的文学成就，却又不肯将第一笔文学奖金颁发给他，是因为托翁“否定了一切形式的文明”，赞美了“原始的生活方式”，“提倡无政府主义思想”，“任意改写《圣经》”，“对于他那种罕见于一切文明样式的狭隘和敌意，我们觉得无法忍受”。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回头再看，真正暴露了“狭隘”和“敌意”的并非托翁，而恰恰是那些评委老爷，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台湾版）的主编陈映真先生所说，他们“徒然暴露了自己在文学上、思想上的鉴赏力和思考的深度，是如何受到典型十九世纪市民阶层的庸俗、骄傲性格的限制”。托翁未获诺贝尔文学奖，丝毫无损其英名，但这是一个坏的开头，此后，要是谁（普鲁斯特、乔伊斯、里尔克和博尔赫斯这样的文学大师）落选了，人们就会半抚慰半调侃地说：“列夫·托尔斯泰都没得过这劳什子奖，他们有什么好委屈好抱怨的！”于是，大家也就懒得去计较诺贝尔文学奖是否乱“点菜”了，从一开始，有什么吃什么，就成为了世人普遍的接受心理。
世界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文学奖，各个评委会有其不同的趣味和成见，他们爱颁给谁就颁给谁，文学未必额外受益，读者也未必额外受损，唯独记者捕捉到了热点的文化新闻，也未见得就有多热。既然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那么文学奖背后的种种博弈就都是“愚人的游戏”。如此而已，岂有它哉！获奖作家当然是明显的受益者，用威尔森的话说，“无论如何，得奖者在接到这项当代的荣誉花环时，他的报偿将胜于过去那种黄金桂冠所代表的物质价值”，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台变成了奥林匹亚山巅，把一位作家从人的行列提拔到了神的班次。但获奖者也很可能像“裸露的婴儿”一样，成为事实上的受害者，原有的生活秩序和内心安宁完全被打破，从此沦为现代势利眼中虚浮不实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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