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多样性中的多样性

    国家旅游地理1月19日有人从家乡来。

    来的是几位热爱故乡，并把这种热爱投注于家乡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有心人。他们都不是专业人员。长期在家乡的政府机构或文化单位工作，有些还担任过家乡县重要的领导职务。现在有的退了休，有的还在岗位上“服其事”，继续着自己看似普通平凡的工作。与此同时，他们长期坚持从事的历史文化研究工作却大有意义，其搜求资料，进而在此基础上考证梳理，去伪存真的工作成果常常也给我很多启示。这次，他们又带了已出刊多期的杂志型地方史与地方型文化研究资料《嘉绒文化研究》的最新一辑。

    我当然要请他们喝几杯薄酒，翻翻新书，谈谈家乡，这真是一大快事。心里不禁涌上两句改篡过的古诗句。正是“浊酒一杯家万里，书被催成情正浓。”

    想不到，几位家乡人还带来更重的精神礼物，一本专著《雪山土司王朝》。更为难得的是，他们还从国内外各种渠道搜求到上世纪前五十年与故乡社会状态与土司制度相关的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这使得杯中的薄酒立即有了时间的深度，成了百年陈酿。

    我的家乡马尔康县，历史上曾被称为“四土”，也就是四个土司统治之地的意思。这个地方生活的族群，是嘉绒藏族。嘉绒藏族，正如人类学家所说，可以视为一个大的民族内部所具文化多样性的样本。从明至清，特别是清代，形成十八个土司的统治之地。后来，一些土司，如杂谷，如曲浸，如赞拉因为各种原因相继改土归流。改土归流后自然也就发生了社会结构、族群构成和文化面貌的巨大变化。但马尔康的四个土司却一直从清代延续到民国，直到共产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建政才正式宣告结束。相较其它实行土司制的藏区其间经历的种种巨大变故，这种相对的稳定性使梭磨、卓克基、松岗和党坝四个土司掌控的马尔康地区（四个土司所统治的地域又不止限与今马尔康县境）成为保存嘉绒文化最完整的地区。所以，研究嘉绒族群文化和嘉绒地方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即便只从藏族这一民族历史与文化着眼，这些研究工作与成果，也有着独特而重要的价值。

    按现代人类学的观点，文化多样性，不只存在与表现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民族之间。文化多样性同样存在一个民族共同体内部。嘉绒地区从吐蕃时期才日渐融入藏族这个文化共同体内，除与青藏高原其它地区藏民族保持的文化共同性，因为特殊地理位置与未融入藏族大家庭前的文化遗传，又有着自己鲜明的文化特性与历史传承。语言、建筑、生产方式甚至歌舞等文化的同中有异之“异”略过不谈，考察近现代历史，土司制下实行的政教合一制度与西藏地区所实行的政教合一制度，也是同中有异，存在着相当的差异。这种情形，如何表述，我不确定，姑且叫做多样性中的多样性。

    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说过：“在每个社会内部，在组成社会的所有社群中，同样存在着多样性问题，如社会等级，阶级差别，专业部门或宗教派别等等，差异得到一定发展，也为人们所看重，人们能够问，当社会以其他的关系而变得更庞大、更同质时，这内部的‘多样化’是否趋向于增强。”照此说来，这本书，对于一个土司社会内部的“社会等级”和“宗教派别”等社会情况也多有涉及与探究。这样的工作，在把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贴上一二符号化标签，复杂的问题因此被遮蔽的今天，更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感。

    这次《雪山土司王朝》的整理成书，即着眼于土司制度的考察，并以四土中卓克基一土，又以此一土的最末一代土司作为中心，在我看来，是找到了考察一种地方政教制度的很好的入口，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社会学模本。细读之下，不止是风云变幻的时代画卷得以充分展现，同时，关于土司家族权力来源，传承方式也得到了详尽的考察与说明。一个末世土司在时代巨变面前，无论试图抗拒变化还是最终顺应历史潮流，曾经操控一切最后却无力挽留曾经的辉煌的过程，令人感叹。这种感叹难以一言尽之，姑且名之为命运之感吧。

    十多年前吧，马尔康县政协作为本县所编文史资料之一种，出版过一本卓克基末代土司的传记。而这本《雪山土司王朝》同样以索观瀛土司作为中心人物谋篇布局。比较两本书，就可以看到家乡地方史与文化研究取得的进展。在这本书中传主的一生的功败垂成与所处的大时代有了更深广的联系。土司制度的终结和土司个人命运的沉浮都不是一个封闭体系中的自在运行。在那样的方法下，一切都是单独而偶然的事件。只有具有了宽广的视野与现代的思想方法，才能把地方史的研究置于巨大的历史背景下详加思量，才能把个人命运安置在社会巨变的洪流进行考察。

    正是因为这些优点，家乡的朋友们告别后，我连夜拜读他们的新作，并把这些感想写在这里，同时祝愿并期待他们的工作有更深广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