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博物馆

  国家旅游地理1月4日 我在金边的皇宫里转了一圈，迫不及待跑到外头，跟出租司机说：“吐色楞！” Tuol Sleng，这是一所由中学改建的集中营，代号S21，红色高棉统治时期，这里关押过的上万名犯人大多被拉到金边郊外的“杀人场”处决。1979年1月，越南军队攻入金边，两名摄影师发现了这座监狱，他们看到了血迹，尸体，随后在附近的住宅中发现了监狱档案，这个地方立刻被封锁。越南人请苏联、东欧记者来参观，吐色楞慢慢建成了一座博物馆，成为金边旅游的一个景点。LP手册上说，精神脆弱的旅行者不要去参观S21监狱博物馆。

  博物馆基本维持监狱的原貌，甚至就是原来学校的样子，四座教学楼，围合着一个操场，我从左侧第一栋楼看起，每个小屋都是一张铁床，床脚下有镣铐，墙上是一幅当年关押者的照片，这样重复的看过几间屋子，我就坐到操场的长椅上抽根儿烟，缓缓神儿。

  埃尔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写过一本书叫《避难所》，Asylums，也许翻译成“疯人院”更合适，这位学者把观察的对象放在学校、精神病院、修道院、军事单位、医院上面，在他看来，这些地方有共性，那就是把一堆人圈起来，跟外部社会暂时没啥联系，这些地方要完成的使命就是改造你们，其认定的价值就是社会秩序比个人要重要的多，个人的破坏性要被限制，个人都要表现得“正常”。戈夫曼先生为了写书，真的去精神病院工作了一年。肯·克西，当年也在疯人院里工作了一年，他后来根据自己的体验写了小说《飞越疯人院》，我喜欢《飞越疯人院》这个电影。总想跟着印第安酋长砸开窗户逃向原野。

  我坐在这所监狱的院子里想什么呢？我回忆我的少年时代。我上初二的时候，犯了一个什么错误，政治老师让我写检查，必须写到5000字，写不到5000字就是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得不深刻，我写啊写，400字的稿纸真写了10多页，我还记得写完了之后那种成就感——原来我有写作的才能啊！而我那位政治老师，无疑有审讯的才能，如果有一天，我们那所中学也改造成监狱，他一定申请留在那儿工作，每天让10个犯人写5000字的交代材料，然后自己拿着根儿红笔批注。等我上到初三，我的写作才能终于得到了认可，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上映，我们都要写观后感，我正经读过这小说，看了电影之后挥笔写出1000多字，我的作文被贴到学校的黑板上展览，得奖了。可那时候我哪里懂得为什么要打仗，越共到底是咋回事，红色高棉到底是什么啊。

  1999年，当时美国的《生活》杂志还没有倒闭，我还能从上面发现好多好照片，其中一期的一张照片，是波尔波特的队伍投降，一群面目冷漠的士兵站在镜头前，画面中央那个士兵的目光让我不寒而栗。大概是从这张照片开始，我对波尔波特、红色高棉、对柬埔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十年之后我终于到了柬埔寨，七天的旅游，时间大多花在吴哥窟，在金边呆两个晚上，但只有一个下午的时间能出去转转。这所监狱就是我的目的地。那里的压抑气氛让我想起十年看到的那张照片，我从那里买回来一本书《S21的声音》和一部纪录片《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

  S21院子右侧的教学楼是当年的行刑室，摆着刑具，墙上是油画，革命现实主义风格，真实的描绘当年行刑的场景，从这里出来，就得在长椅上抽两根儿烟，多缓会儿。操场上有树，开着白色的花，从附近的毛泽东大道和西哈努克大道上传来汽车的声音，提醒你只是到这里旅游，晚上还有一顿丰盛的柬埔寨饭菜等着呢。但我总忍不住会设想，要是我被关在这里该怎么办呢？审讯员提问：“老实交代你为什么会被抓到这里来？我们把你抓来不会是没有原因的，你交代吧。”按照监狱的规定，我必须立刻开始回答，拖延时间就会挨一顿鞭子。《S21的声音》一书作者，把这座监狱和纳粹集中营做比较，他说，纳粹集中营的犯人，都知道自己将被处决，死之前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S21的犯人，也大多要处决，但他们被投入到一个荒谬的司法系统中等死。这里要进行无休止的审讯和刑讯逼供。

  这所监狱的领导，浑名杜切，原来是个数学教师，喜欢在审讯记录和档案上用红笔批注，他一定迷恋自己的组织才能和管理才能。他的搭档中也有几位老师，杜切直接向红色高棉的领导人宋先汇报，这位宋先也做过中学老师，后担任红色高棉司令，90年代他和他老婆云雅特都被波尔波特处死，罪名是“间谍”。他抓了多年的“党的敌人”，最后被当成“党的敌人”给干掉。看一看红色高棉的历史，这帮领导人躺在木床上，挂一蚊帐，开会就取消货币，就直接进入共产主义阶段，杀人如麻又相互残杀，轮不到我来悲天悯人，但允许我觉得荒唐可笑。这位波尔波特，也做过中学老师。

  1979年1月，越南军队打进金边，但红色高棉的故事远没有结束。杜切1996年随英萨利的部队起义，一度担任三洛县教育局局长，他开始为美国的难民救助机构工作，改信基督教，1999年3月，一个英国摄影记者到三洛采访清除地雷工作，发现了消失20年的杜切，一个月后，这位记者和《远东经济评论》的一位同行再次来到三洛，直接追问改名换姓的杜切，杜切承认自己的身份，并且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又过了一个月，他被逮捕。随后被关押了10年，直到2009年2月出庭受审。起诉书说，他管理下的S21是红色高棉的秘密监狱，曾关押17000余人，绝大多数囚犯都被处死。 

  在柬埔寨，各旅游景点都有不少图书在卖，肖特那本《波尔波特》又厚又大，另一本《一号大哥》就薄一点儿，个人视角的有LOUNG UNG所著《他们先杀了我父亲》。还有一部电影叫《杀人场》。在吐色楞博物馆，我抄下来一首诗，作者叫SARITH POU，题目叫THE NEW REGIME。这首诗由一连串的NO组成，描述红色高棉统治下的生活状况，“没有学校，没有学习。没有书，没有图书馆。”“没人权，没自由。没法庭，没法官。没法律，没律师。”“不许梦遗，不许手淫，不许裸睡。”如果一个地方真是这样，那这个地方就是监狱。如果一个国家全是这样，这个国家就是个大监狱。

  南斯拉夫作家米洛凡·吉拉斯，写过一本叫《新阶级》的书，被关到监狱里，这位兄弟在监狱里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他把弥尔顿的失乐园给翻译成了塞尔维亚语。这位作家说，一个监狱很清晰的说明一个社会是被什么样的人控制，又是怎样运转的。我从柬埔寨回来，在电脑上看《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这部纪录片，导演有一个非常大胆的手法，就是让S21监狱的幸存者和当年的看守重回现场，那些看守们反复提到一个词就是“组织”，如果我们违抗组织的命令，我们就会被杀死。有个看守重演他当年如何对待囚犯的，他面对空空的房间大声呵斥，一遍遍开门锁门，直到这动作看起来有些癫狂。

  回到家中的几个星期，我留意看杜切审判的新闻， S21似乎有一种魔力，在我的头脑中纠缠，那就是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些人会对另一些人做出如此极端的恶行？有两个法国的精神病医师，1980年代在泰国的柬埔寨难民营工作，他们的经验是，“摩尼教把世界看成善与恶，光明与黑暗这样两个部分，这种看待世界的方法能够让大多数人感到满意，他们只需要将红色高棉的统治看作‘极端的恶’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可以不去问过多的问题，或者至少有些现成的答案。”阿伦特是这样解释所谓“极端的恶”——为了证明没有不可能的事，极权统治无意中发明了既无法惩罚也无法饶恕的罪行。当不可能的罪行成为可能的时候，它也成为不可罚、不可恕的极恶。极恶是无法用自私，纵欲，贪婪，怨毒，嗜权，懦怯这些邪恶动机来解释的，因此，对极恶既不能用恨去复仇，也不能用爱去容忍，或用友情去宽恕。

  2008年有一个美国的青年志愿者来到柬埔寨，他在自己的博客中这样记载，“这里的人都很年轻，和我打交道的人大多不超过29岁，算一算，1979年红色高棉的统治结束，从1979年到2008年，正好是29岁。”这个美国青年的数学真好。我在吴哥窟遇到的一位司机，芳龄41，和我同岁，他的名字翻过来应该叫“黎明”，包车两天收30美元，他的姑娘在上中学，将来可能会在暹粒的一家饭店找个工作。我问黎明，能不能带我去安隆汶看看波尔布特战斗过的地方，他说他不愿意去那里。他笑着说：“你知道波尔布特的柬埔寨名字吗？沙洛特绍Saloth Sar。”他耐心的教我念这个名字，仿佛那是另一个开出租车的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