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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昆明:钢筋保护下的冯友兰故居

2013-02-04 10:11

摘要:国家旅游地理网2月4日讯 因年代久远,又是土坯房,文管所用钢筋和木条对冯友兰故居进行了加固,防止垮塌。 老宅档案 冯友兰故居位于昆明市龙泉街道办事处宝云村。因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科员也曾在此工作,这里还被称作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旧址。 在

  国家旅游地理网2月4日讯
 
  
 
  因年代久远,又是土坯房,文管所用钢筋和木条对冯友兰故居进行了加固,防止垮塌。
 
  老宅档案
 
  冯友兰故居位于昆明市龙泉街道办事处宝云村。因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科员也曾在此工作,这里还被称作“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旧址”。
 
  在故居宽敞的院子里,弥陀寺、东岳宫、东厢房、西厢房等古建筑,都被盘龙区文物管理所用“龙四号”、“龙五号”、“龙六号”、“龙七号”等红字做了标记。冯友兰曾居住过的是“龙七号”。
 
  穿过仅容一辆大车通行的乡村小道,绕几个弯爬到宝台山的山顶,就能看见几座明清建筑风格的寺院。这就是位于昆明市龙泉街道办事处宝云村的冯友兰故居,因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科员也曾在此工作,这里还被称作“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旧址”。
 
  如今,冯友兰故居的四面已被新搭建的砖墙围了起来,透过围墙,只能看见少数几座房屋的房顶。“这里最早是弥陀寺,后来成了龙泉镇的粮管所,但从四五年前开始,这里就被锁了起来。”李奶奶是土生土长的龙头街人,她的家就在宝云村,在她印象里,这里已经好几年没有人出入了。
 
  在冯友兰故居的两旁,分别建起了宝云小学和晨曦幼儿园,在孩子们的读书声和嬉闹声中,这座几乎“与世隔绝”的古建筑文物显得并不孤单。“老师告诉我们,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冯友兰曾在旁边的弥陀寺住过。”从宝云小学学生们的回答可以看出,虽然冯友兰故居并未开放,但也已成为老师课堂中活生生的教材。
 
  在冯友兰故居周围绕了一圈,记者终于找到了杨嘉兴。杨嘉兴是宝云商贸公司雇来看守冯友兰故居的保安,据他介绍,冯友兰故居产权一直归宝云商贸公司所有,他的工作就是保护这几座文物的安全,“除了看守大门,我每天都要绕着外墙巡逻好几回,住的地方离这里只有几百米。”
 
  “我们都知道冯友兰故居是文物,不能擅自拆除或者开发,所以这里就一直闲置着。”一位姓史的宝云商贸公司负责人介绍,不让外面的人进来,也是为了保护文物的安全。
 
  在冯友兰故居宽敞的院子里,弥陀寺、东岳宫、东厢房、西厢房等古建筑,都被盘龙区文物管理所用“龙四号”、“龙五号”、“龙六号”、“龙七号”等红字做了标记。每一栋房子的外延和内部,都用木条和钢筋架了起来,“这些都是上百年的文物,大多又是土坯房,用钢筋木条架住是为了防止房子垮塌。”盘龙区文物管理所所长田凡介绍,盘龙区文管所自费对冯友兰故居进行了添瓦、刷墙、加固,并测定了冯友兰故居的保护范围。
 
  “冯友兰故居中许多房屋的屋顶、梁架、后墙等都还是当年的原貌,院子里一棵上百年的古树也存活了下来。”冯友兰故居规划负责人介绍,冯友兰故居将被打造成“中央史语所纪念馆”,除了古建筑保存完好之外,冯友兰曾在此完成《贞元六书》,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曾在此存放过一百多吨的珍贵文物和文献资料等精神财富,也进一步增加了冯友兰故居的历史意义和参观价值。
 
  “今年9月,有100多位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到冯友兰故居进行了一天的参观和学习。”杨嘉兴回忆,有位专家站在冯友兰曾居住过的“龙七号”门口,即兴演讲冯友兰的哲学思想和教育理念,其他人都席地而坐津津有味地听了一下午。冯友兰故居规划负责人介绍,冯友兰故居将被原址保护和开发,新建成的纪念馆将成为集参观、学习为一体的综合性纪念馆,主要进行图片展览、还原历史情境等展示,重现“龙泉镇”当时号称昆明乃至全国文化中心的氛围。
 
  冯友兰在昆明
 
  1938年5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者们带着总计1132箱、重约100多吨的大批珍贵文物和文献资料来到龙头村,继续他们的学术研究。其中,有傅斯年、李济、李方桂、梁思永、董作宾、丁声树等著名学者。此外,梁思成率领的“中国营造学社”、傅斯年任所长的北大文科研究所也云集于此。一时之间,龙头村一带的龙泉镇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中心之一。
 
  最早把龙泉镇称为文化中心的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冯友兰。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5年入北京大学,1919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在此期间,他所作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清华大学内迁,冯友兰随校南下长沙,西迁昆明,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兼清华文科研究所所长。
 
  “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捍牧囿?”在那战火纷飞的年月,冯友兰认为上战场杀敌或在校读书做学问都是神圣的职责。他说,颠沛流离并没有妨碍我写作。民族的兴亡与历史的变化,倒是给我许多启示和激发。没有这些启示和激发,书是写不出来的。即使写也不是这个样子。
 
  他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可用他自撰的楹联概括为:“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三史”指《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是他的《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六部哲学著作。通过“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其中《贞元六书》除《新理学》外,很大一部分写作于昆明居住在龙头村期间的油灯下。
 
  由此可见,他在龙头村的哲学世界,思考的是民族复兴的重大命题。
 
  这个阶段,冯友兰除了写作,教学和社会活动颇多,每周,冯友兰有几天要进城到西南联大上课,步行要三个多小时。他一部黑髯,一袭长衫、一副圆圆的眼镜,加上壮实的身躯和宽厚的面庞形象,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冯友兰之所以能够专心致志沉浸在他的哲学世界中,全因他有一位贤惠的夫人。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曾任河南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算术教员。为了支持冯友兰的工作,她当起了家庭主妇。
 
  当时的昆明物价飞涨,生活艰难。为了节省开支,任载坤除了张罗家里的一切杂事,还靠做手工挣几个小钱,添补家用。住东岳宫厢房时,旁边是个小学,她一度在院里设了一个油锅炸麻花,学生下课了就来买麻花吃。
 
  因女儿冯宗璞自幼多病,休学在家,任载坤便经常为女儿补习功课。“静静的下午,泥屋,白木桌,母亲携我坐在桌前,为我讲解鸡兔同笼四则题。父亲从城里回来,笑说这是一幅乡居课女图。”这一情景,成为永远珍藏在冯宗璞心中难以忘怀的图像。
 
  抗战胜利,三校北返,为纪念西南联大的光辉历史,校园里树立了《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冯友兰撰写的碑文洋溢着热情的爱国主义思想,抒国家盛衰之情,发民族兴亡之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篇重要文章,为世人所珍重。
 
  1946年,冯友兰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1952年后,冯友兰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他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95岁高龄时,冯友兰完成了七卷本的里程碑式的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他在写完书后四个月就去世了。
 
  如今,当我们走进冯友兰居住工作过的龙头街东岳宫“七号仓”,就像走进一座丰盈的精神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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