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谈二代＂坑爹＂:不是孩子的问题 是社会的问题
摘要：国家旅游地理2月26日讯 自上周李双江之子被刑拘一事见诸报端以来，引发了人们对新一代教育的担忧和关注。不仅仅是各种二代，像星二代、富二代、官二代等，还有其他所有的青少年教育，都成为人们担忧的问题。有评论说，无论官民，亦无论贫富，面对二代应有教
国家旅游地理2月26日讯 自上周“李双江之子被刑拘”一事见诸报端以来，引发了人们对新一代教育的担忧和关注。不仅仅是各种“二代”，像星二代、富二代、官二代等，还有其他所有的青少年教育，都成为人们担忧的问题。有评论说，无论官民，亦无论贫富，面对“二代”应“有教无类”，欲让他们不失足就应协同扎好监护、教育的篱笆。那么，教育的篱笆究竟该如何扎起呢？
在广大青少年中，失足犯罪的仅仅是少数，但价值观的失落以及各种无法无天、荒腔走板的行为，却绝非个案，从“拼爹”到“坑爹”，热点词汇的变化也在某种程度上映射着人们心底最深的忧虑。
在这个教育重要性已经为所有人认可的时代，又为何出现了这么多“坑爹”的问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说：“教育的问题不是孩子自己的问题，而是大人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是教育本身的问题。”
言传与身教分裂
北京晨报：新一代的教育问题引发了许多人的关注和担忧，对此您怎么看？
乔新生：说到教育的问题，总是一言难尽，许多问题已经积重难返，。教育本来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但现在的教育处在割裂状态，学校只负责对学生进行知识的灌输，家庭则成为了一个后勤部门，负责提供孩子的一切所需，社会中，各种不良的观念在不断地影响着孩子的价值观，这使得孩子在教育中失去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因此出现各种不良的行为，也是理所应当。
北京晨报：教育的重要性似乎人人都明白，家长、学校也都在努力为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条件，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呢？
乔新生：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家长出了问题，是学校出了问题，是社会出了问题。我们常说言传身教，但是现在言传和身教分裂了。在成人的分裂人格下，他们一方面满口的社会道德，一旦出了问题就大声疾呼；而一旦落实到现实的行为上，却完全相反，有些家长为了孩子能上重点学校、获得老师更多的关注，可谓不择手段、投机钻营，像给学校或老师送红包、送贵重礼品等。这样的矛盾之下，怎么可能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呢？所以，很多学生在知识上、技能上可能非常优秀，学习成绩也很好，各种才艺俱全，但在道德上却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
乔新生：精神建设从内心开始
绝不仅仅是违法犯罪才值得重视，也不仅仅是青春叛逆引发的种种社会现象，有文章指出当前在青少年教育领域出现了一些明显问题，“家庭教育片面注重智力教育，忽视道德品质的培养；父母存在错误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和教养方式；过度强调站在父母的角度和立场上去思考如何教育孩子，缺乏对青少年本身的关注等”，都在影响着青少年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而且，网络时代的信息爆炸，也使得众多不良的信息可以轻易地影响着青少年尚未成熟的价值体系，许许多多被社会道德所不能容忍的行为，却在网络上和青少年中变得似乎再普通不过了。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说：“解决孩子的问题，根源还是要解决大人的问题，重塑社会道德。试想如果家长不再一天到晚念叨钱，如果社会能够给人们更多的安全感和幸福感，那么，我们的孩子还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吗？”
从大学教育到基础教育
北京晨报：现在从社会、学校、家庭等各方面都非常重视教育，但我们的高校仍旧存在很多的问题和不良行为，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乔新生：如何理解教育的问题，要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教育体系尚存不完善的地方，教育部门对高校某些方面还存在行政化的管理，这使得学校本身的属性就发生了变化。其次，高校内部的行政化也非常严重，使得学校本身变成了一个行政机构，而不是教育机构。其三，现在的学校商业化非常严重，一个学生修满了多少学分就能换来一张文凭，一个老师教了多少课时就能换来多少收入，一切按照市场经济的标准化来进行，使得教育完全失去了乐趣，这样的教育怎么可能教育出来成熟而合格的人呢？
北京晨报：高校教育的问题和青少年教育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乔新生：之所以先说高等教育，是因为我们的基础教育也是跟着高等教育走的。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基础教育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分数做文章，围绕着升学做文章，家长们投入了无数的精力、财力，学校制定了无数严格的教学规则，其根本就是为了升学，为了让学生拿到高分，而对学生的人格教育、道德教育、价值教育方面却不重视。所以，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先从高等教育开始，只有改变高考的指挥棒，才能改变基础教育的问题。
精神教育在于内心
北京晨报：很多家长都为了孩子的教育殚精竭虑，但是仍旧出现了许多不良的现象，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乔新生：家长为孩子的教育付出，不仅仅需要精力和财力，更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教育观念，而这个教育观念的建立，首先就要改变拜金的理念。我发现过一个普遍的现象，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学老师的子女，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在为人处世上，大多数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出问题的老师子女就越来越多了，违法、犯罪，个人品行上的失范非常多。什么原因？是家长们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老师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尊重，但是本身家徒四壁，就好像光着屁股坐花轿，心态失衡了，都急着赚钱，对子女的教育观念也变化了，因此子女出事的特别多。
北京晨报：那怎么样才能为子女营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呢？
乔新生：我们一直在说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其实就是这个问题。但是如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呢？不是口头上说说就可以，也不是行政方法可以完成的。首先，要在内心唤起对道德的敬仰，要加强反求诸己的能力。其次，行政人们应该首先成为道德的楷模，如果像一些不良的社会现象中那样，贪官教育百姓要建设精神文明，怎么可能有效果呢？学校教育孩子也是一样，老师也要先成为道德的楷模，最起码要有道德的标准才行。最后，行政官员带头，制定合适的社会道德的规则，这样才有可能真正使得精神文明得到提高。
重新界定社会
北京晨报：网络时代，各种信息的流通，使得未成年人接受的信息非常混杂，这也是不少人担忧的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乔新生：社会包括现实的社会、虚拟的社会，社会也包括社区以及从社区延伸出去的种种社会现象。虚拟社会已经成为社会重要的一部分，在今天，也应该重新界定社会。人们一上网，各种信息扑面而来，其中负面的有多少？如何防止这些负面信息影响未成年人呢？社会的责任其实就是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责任，这也是需要所有人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事情。
北京晨报：怎么样才能防止呢？
乔新生：首先，责任的根源在互联网的经营者。人们一方面感叹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但另一方面，网上各种负面的、垃圾的信息铺天盖地，怎么有脸说要重塑道德呢？那些门户网站上，各种各样垃圾信息究竟是谁的责任？所以，我觉得，关掉一半的互联网站，才有可能谈重塑社会道德的问题。其二，互联网作为媒体的责任问题，网上有多少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去年我们制定出台了保护个人信息权利的规定，但是在网上，动辄人肉搜索、动辄人身攻击的行为还少吗？因此互联网站在重塑道德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三，政府应该严格监管，我们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去监管虚拟世界，那么虚拟社会的环境应该可以改善。中国当前的道德环境，就好像一个杂乱的广场，垃圾遍地、杂物成堆，只有把这个广场清理干净了，才会有一个好的道德环境。
改变从成人世界开始
北京晨报：那么，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教育中的问题呢？
乔新生：子女教育、青少年教育的问题，还是要从社会整体开始改变。首先，要改变发展思路，去年幸福中国成为许多人的口头禅，这说明人们的观念正在变化。过去赚钱先于一切，所有的东西都以利益来衡量。现在到了重新树立正确价值观的时候了。其二，政府也要改变观念，让每一个人都有更多的安全感。如果人有危机感，那么就可能会铤而走险，就会把那些违反道德、违反正常价值的行为当做是保护自己的防范，但是如果让人们都有稳定的生活，对未来有好的预期，那么他们就自然会遵循道德、遵循良好的价值观。其三，社会结构也要改变，一个良好的社会结构，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个人三层结构，一个人如果权利受到了侵犯，很多时候不必通过政府、通过司法机构，社会组织就可以为他提供相应的保护，伸张权利。现在我们在非政府组织的层面，仍旧还有欠缺。
北京晨报：这些方面的改变又是如何影响青少年的教育呢？
乔新生：设想一下，如果家长、老师们不再是一天到晚都念叨着钱，如果他们本身的生活就能够得到稳定的保障，如果政府能够提供给他们更多的安全感，如果有社会组织能够帮助他们获得权利上保障，那么，他们还会教孩子唯利是图、唯自己至上吗？他们还会对孩子接受那些负面的垃圾信息视而不见吗？家长还会不择手段地投机钻营吗？老师还会以红包的多少决定对待学生的态度吗？言传只是一方面，身教同样非常重要，家长老师身正，教育自然也会走上正路。
在广大青少年中，失足犯罪的仅仅是少数，但价值观的失落以及各种无法无天、荒腔走板的行为，却绝非个案，从“拼爹”到“坑爹”，热点词汇的变化也在某种程度上映射着人们心底最深的忧虑。
在这个教育重要性已经为所有人认可的时代，又为何出现了这么多“坑爹”的问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说：“教育的问题不是孩子自己的问题，而是大人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是教育本身的问题。”
言传与身教分裂
北京晨报：新一代的教育问题引发了许多人的关注和担忧，对此您怎么看？
乔新生：说到教育的问题，总是一言难尽，许多问题已经积重难返，。教育本来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但现在的教育处在割裂状态，学校只负责对学生进行知识的灌输，家庭则成为了一个后勤部门，负责提供孩子的一切所需，社会中，各种不良的观念在不断地影响着孩子的价值观，这使得孩子在教育中失去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因此出现各种不良的行为，也是理所应当。
北京晨报：教育的重要性似乎人人都明白，家长、学校也都在努力为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条件，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呢？
乔新生：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家长出了问题，是学校出了问题，是社会出了问题。我们常说言传身教，但是现在言传和身教分裂了。在成人的分裂人格下，他们一方面满口的社会道德，一旦出了问题就大声疾呼；而一旦落实到现实的行为上，却完全相反，有些家长为了孩子能上重点学校、获得老师更多的关注，可谓不择手段、投机钻营，像给学校或老师送红包、送贵重礼品等。这样的矛盾之下，怎么可能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呢？所以，很多学生在知识上、技能上可能非常优秀，学习成绩也很好，各种才艺俱全，但在道德上却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
乔新生：精神建设从内心开始
绝不仅仅是违法犯罪才值得重视，也不仅仅是青春叛逆引发的种种社会现象，有文章指出当前在青少年教育领域出现了一些明显问题，“家庭教育片面注重智力教育，忽视道德品质的培养；父母存在错误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和教养方式；过度强调站在父母的角度和立场上去思考如何教育孩子，缺乏对青少年本身的关注等”，都在影响着青少年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而且，网络时代的信息爆炸，也使得众多不良的信息可以轻易地影响着青少年尚未成熟的价值体系，许许多多被社会道德所不能容忍的行为，却在网络上和青少年中变得似乎再普通不过了。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说：“解决孩子的问题，根源还是要解决大人的问题，重塑社会道德。试想如果家长不再一天到晚念叨钱，如果社会能够给人们更多的安全感和幸福感，那么，我们的孩子还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吗？”
从大学教育到基础教育
北京晨报：现在从社会、学校、家庭等各方面都非常重视教育，但我们的高校仍旧存在很多的问题和不良行为，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乔新生：如何理解教育的问题，要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教育体系尚存不完善的地方，教育部门对高校某些方面还存在行政化的管理，这使得学校本身的属性就发生了变化。其次，高校内部的行政化也非常严重，使得学校本身变成了一个行政机构，而不是教育机构。其三，现在的学校商业化非常严重，一个学生修满了多少学分就能换来一张文凭，一个老师教了多少课时就能换来多少收入，一切按照市场经济的标准化来进行，使得教育完全失去了乐趣，这样的教育怎么可能教育出来成熟而合格的人呢？
北京晨报：高校教育的问题和青少年教育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乔新生：之所以先说高等教育，是因为我们的基础教育也是跟着高等教育走的。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基础教育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分数做文章，围绕着升学做文章，家长们投入了无数的精力、财力，学校制定了无数严格的教学规则，其根本就是为了升学，为了让学生拿到高分，而对学生的人格教育、道德教育、价值教育方面却不重视。所以，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先从高等教育开始，只有改变高考的指挥棒，才能改变基础教育的问题。
精神教育在于内心
北京晨报：很多家长都为了孩子的教育殚精竭虑，但是仍旧出现了许多不良的现象，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乔新生：家长为孩子的教育付出，不仅仅需要精力和财力，更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教育观念，而这个教育观念的建立，首先就要改变拜金的理念。我发现过一个普遍的现象，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学老师的子女，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在为人处世上，大多数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出问题的老师子女就越来越多了，违法、犯罪，个人品行上的失范非常多。什么原因？是家长们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老师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尊重，但是本身家徒四壁，就好像光着屁股坐花轿，心态失衡了，都急着赚钱，对子女的教育观念也变化了，因此子女出事的特别多。
北京晨报：那怎么样才能为子女营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呢？
乔新生：我们一直在说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其实就是这个问题。但是如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呢？不是口头上说说就可以，也不是行政方法可以完成的。首先，要在内心唤起对道德的敬仰，要加强反求诸己的能力。其次，行政人们应该首先成为道德的楷模，如果像一些不良的社会现象中那样，贪官教育百姓要建设精神文明，怎么可能有效果呢？学校教育孩子也是一样，老师也要先成为道德的楷模，最起码要有道德的标准才行。最后，行政官员带头，制定合适的社会道德的规则，这样才有可能真正使得精神文明得到提高。
重新界定社会
北京晨报：网络时代，各种信息的流通，使得未成年人接受的信息非常混杂，这也是不少人担忧的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乔新生：社会包括现实的社会、虚拟的社会，社会也包括社区以及从社区延伸出去的种种社会现象。虚拟社会已经成为社会重要的一部分，在今天，也应该重新界定社会。人们一上网，各种信息扑面而来，其中负面的有多少？如何防止这些负面信息影响未成年人呢？社会的责任其实就是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责任，这也是需要所有人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事情。
北京晨报：怎么样才能防止呢？
乔新生：首先，责任的根源在互联网的经营者。人们一方面感叹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但另一方面，网上各种负面的、垃圾的信息铺天盖地，怎么有脸说要重塑道德呢？那些门户网站上，各种各样垃圾信息究竟是谁的责任？所以，我觉得，关掉一半的互联网站，才有可能谈重塑社会道德的问题。其二，互联网作为媒体的责任问题，网上有多少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去年我们制定出台了保护个人信息权利的规定，但是在网上，动辄人肉搜索、动辄人身攻击的行为还少吗？因此互联网站在重塑道德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三，政府应该严格监管，我们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去监管虚拟世界，那么虚拟社会的环境应该可以改善。中国当前的道德环境，就好像一个杂乱的广场，垃圾遍地、杂物成堆，只有把这个广场清理干净了，才会有一个好的道德环境。
改变从成人世界开始
北京晨报：那么，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教育中的问题呢？
乔新生：子女教育、青少年教育的问题，还是要从社会整体开始改变。首先，要改变发展思路，去年幸福中国成为许多人的口头禅，这说明人们的观念正在变化。过去赚钱先于一切，所有的东西都以利益来衡量。现在到了重新树立正确价值观的时候了。其二，政府也要改变观念，让每一个人都有更多的安全感。如果人有危机感，那么就可能会铤而走险，就会把那些违反道德、违反正常价值的行为当做是保护自己的防范，但是如果让人们都有稳定的生活，对未来有好的预期，那么他们就自然会遵循道德、遵循良好的价值观。其三，社会结构也要改变，一个良好的社会结构，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个人三层结构，一个人如果权利受到了侵犯，很多时候不必通过政府、通过司法机构，社会组织就可以为他提供相应的保护，伸张权利。现在我们在非政府组织的层面，仍旧还有欠缺。
北京晨报：这些方面的改变又是如何影响青少年的教育呢？
乔新生：设想一下，如果家长、老师们不再是一天到晚都念叨着钱，如果他们本身的生活就能够得到稳定的保障，如果政府能够提供给他们更多的安全感，如果有社会组织能够帮助他们获得权利上保障，那么，他们还会教孩子唯利是图、唯自己至上吗？他们还会对孩子接受那些负面的垃圾信息视而不见吗？家长还会不择手段地投机钻营吗？老师还会以红包的多少决定对待学生的态度吗？言传只是一方面，身教同样非常重要，家长老师身正，教育自然也会走上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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